果然，年过50的哥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没有医疗劳保的他需交10万元才能做手术。潦倒的哥哥只有2万元，我们家又实在没有一个大款，都是工薪阶层的几兄妹开了个家庭会议，转述了医生的诊断，不做手术心脏随时都会大面积梗塞。为了他的生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母亲把毕生储蓄的3万元全部给了哥哥，我们兄妹凑了3万元，又向友人借了两万元。一筹莫展的哥哥这才上了手术台。伤口尚未愈合的哥哥已被一身的债务压得身心交瘁。有人说，还没见过上将的儿子平反不了错案、恢复不了工作混这么惨的。后来还是张震副主席，按照政策解决了几个哥哥的问题，让他们全部按复转军人待遇算，他们都有了退休工资和医疗劳保，解决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小康生活问题。应该说，这里面有父亲的面子。
我们家庭的兄弟姐妹中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界人物，没有一掷万金的豪门大款，但是都特别能吃苦，我们六个兄妹无论在什么单位，都能听到这样的评价：“你可真不像上将的孩子。”我们都感到这是对我们莫大的褒扬。妹妹陈小琴为了不沾父亲的光，把名字改为方艺，她在北京住总公司工作多年后，负责档案的同志惊奇地问她：“你父亲级别这么高，一点儿都不像，你也从来没透露过。”我的大哥陈华、三哥陈人俊都曾经摆过地摊卖水果，修理自行车，但是他们都度过了难关。大哥陈华现在作为退休军队干部，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他的儿子陈一新在上海大学毕业后钻研股市，十年下来，已经是一个专家了。二哥陈沂宾也是退休军队干部，二嫂白燕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三哥陈人俊经历了一次婚姻的解体，在年近50岁的时候与王峰女士结婚，王峰的外公王以哲将军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峰的父亲也是老革命，王峰十多年前移居加拿大，2006年下半年三哥陈人俊也移民前往团聚。
我从部队复员后在对外经贸大学工会工作，我的爱人也是普通会计。五妹陈力20年前从第四军医大军医疗系毕业后一直供职部队医院，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小型口腔医院，几年前移民加拿大。六妹陈小琴(现名方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企做管理工作，和丈夫孙建平也在2006年作为技术移民到了加拿大。还有我大舅的女儿、父母的养女范静当兵复员后进了工厂，前几年已经退休。父亲的子女们就是这样平凡而真实，而父亲的第三代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受到高等教育。我们也为父亲磨练我们吃苦耐劳的品格而感到荣幸，平平淡淡的日子其实很美，人生路上有过艰难才懂的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父亲在不利用权力不搞特殊方面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过，他晚年也遭到了不少非议，一位高级将领的女儿在境外发表文章，说中共的一个高级将领竟然娶了一个比他儿子还小、相差40多岁的女人。这篇文章起到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父亲的婚姻完全合法，但是合法的事情也许比不合法的事情更具有轰动效应。
父亲再婚后，我们很少能见到他……
父亲与母亲在80年代初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忍不住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他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父亲离休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有时候我们和他侃侃，想让他高兴，他还是职业军人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他不和我们拉家常，也不问我们干什么。有一次，二哥说他没有工作，只能从外地运点小商品回北京卖，刚够养家糊口的。父亲对今天商品经济的语言不懂，只是用他年轻时的术语对二哥做了评价：“跑单帮呢，也好啊！”他最高兴的事情是那些和他一起革命的老人来看望他，有一次中顾委委员、父亲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来，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做最后结论，门岗不让进，何长工生气地说：“我是何长工，来看我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士榘！”说完就带着警卫进了父亲的小楼。那时，陈永贵也来，他还为父亲做山西刀削面，两个人聊起天来也很高兴，他们两个一个在军队，一个管农业，按说没有什么工作关系，1969年党的九大他们因同姓陈而坐在一起，并一同当选中央委员，也由此有了交往。有一次我听陈永贵对父亲说：“老首长啊，现在的宴会太贵了，我都舍不得下筷子。”父亲说：“这种宴会我推掉多少个了。”他们的话很有道理，如果他们活到现在，会更加瞠目结舌的。不过，陈永贵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年全国学大寨、修梯田，几百万人参观大寨同样是巨大的浪费啊！
80年代，父亲再婚，他的交往也少多了，一心在家中养老过日子。
父亲结婚不久就搬出去了，我们之间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我们想去看父亲，总要得到“批准”，那是在西直门内大街的总政招待所，我们电话打上去，总有一个声音回复：“不见。”这当然不是父亲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进去敲门探访，屋里明明有脚步声，但是就不开门，父亲年纪大不知道，他的子女是何等的思念他。
应该承认，新的家庭使他焕发了生机，他把所有的感情投入到年轻妻子身上，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游览了很多地方。每到一地，当地主要负责同志都去看望他，他总是回忆当年打仗的峥嵘岁月，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才仿佛找回了自己。父亲由年轻妻子陪同周游各地固然惬意，但也很劳累，有几次因为犯病急送医院，其中一次还动用了部队的直升飞机抢救。一生无暇游览的父亲在晚年补上了这一课。有一次父亲要到中苏边境一日游，当地办理旅游的同志得知父亲是1955年的开国上将，感慨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得不让父亲装扮成大老板，才在一些“随从”的陪同下完成了愉快的一日游。
他86岁时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个生日，有人要为他摆几桌宴席，他说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让着吃的精神，他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在我们看来，他已经超出了不谋私利，有时简直有些“过了”。
我知道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年迈的父亲结婚后，原有的家庭格局都会打乱重来，而奇怪的是这种神奇的力量会使双方的隔阂越来越大。我们想，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就行了，我们尽量不要给他增加烦恼。
1995年春天，父亲病重住进301医院，我们终于有机会去看看他。我们也得知，父亲虽然很少见我们，但绝非忘记了我们。我六妹陈小琴去看他，老人家握着她的手不放，含着眼泪从她小时候说到现在，长达两个小时。后来我看回忆毛泽东晚年的文章，说到毛泽东病重的时候紧紧拉着女儿李敏的手不停地流泪：“娇娃，你是娇娃吗……”父亲这一场景与他崇拜的人是何等相似。
1995年7月22日，父亲去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份遗嘱和任何财产。他年轻的妻子给了我们每人一件遗物，有的给了一条毛巾，有的给了两只都是右脚穿的鞋，有的是一个军用挎包。我们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珍贵物品(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的心中还有子女。事实说明，他对新婚妻子的感情已远远超过我们。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晚年是愉快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只见过他几次，尽管我们很想念他。不知与子女的疏远，他的内心又是怎样想的？
父亲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他刚过40岁的妻子感到这些年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使父亲还能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父亲到弥留之际，她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希望她的终日陪伴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能留下“是你”的回答。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在恍惚中，他想到，50多年前毛泽东在一个清晨念“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他以为主席在说话，便搭了一句：“更有早行人。”主席接着往下念，他才知道是自己孤陋寡闻，他说：“主席在作诗？”主席告诉他：“在作词。”他当然忘不了，红军1929年挺进赣南歼灭敌军18师，一些战士以为铁皮包装的四方盒子是炸弹，便扔到河中，后来才知道是香烟，他们捞上来，是他陈士榘提议，毛委员烟瘾更大，沾水的咱们抽，不沾水的给毛委员抽。他想起在一次战斗中中了日军的炮弹，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亲笔信和慰问品。他想起他掉了一颗牙，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批了给他镶牙的金子。他想起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他真的觉得又去另一个世界找毛泽东，又要打游击上井冈，他是带着欣慰和理想、乃至一丝遗憾离开世界的……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既是一个将军，又是一个农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