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王府邸的没落

    顺承郡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从顺治元年(1644年)封王以来，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这近二百七十年里，王府基本保持了稳定，没有大的变故，凭借王府的特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光绪、宣统年间，十五代顺承郡王纳勒赫每年的收入有郡王俸银5000两(实领2500两)，西太后特旨每岁加俸银2000两，任“右宗人”津贴每月200两，全年就是2400两，还有蓝甲、白甲、红甲(宗室亲、郡王的亲兵卫队)、护军、领催等王府护卫杂役人等的钱粮几千两，另有俸米2500石及钱粮米等，总计在万两以上。王府还有三十万亩庄园地，分布在京郊和东北，仅定兴一县就有庄地八万亩，可收取大量田租。辛亥革命后，宣统退位，王府的特权没有了。对王爷的最大影响就是俸银、津贴、钱粮等等全没了，每年损失一万余两的进项。王爷的俸禄没有了，王爷的架子还不能倒。浩繁的开支，使得王府入不敷出，只好变卖庄园和古玩珍宝。民国二年，顺承郡王府就曾因奉天省丁佃欠租占地和庄头吞没租银一事，呈文写道：“窃本府受赏之地，坐落奉天沈阳、辽阳、海城、本溪等地向令本府旗丁承领，名曰庄头，由庄头招佃领种交租，历年除纳课赋之外，酌定租数交府，余归该庄头瞻仰家口，历有年所，毫无异同。即偶逢灾歉，在本府亦随即酌减缓免，而伊等亦无强索抗衡之举。不期国体变更，共和肇兴，该庄佃不察共和之真相，竟将王产视为己有，不但额租连年拖欠，抑且有自行税契转售之事。”请求民国政府查核追究。王府田庄的庄头不仅不交地租银粮，还私自变卖田庄的土地，可见王府已权威全无，到了须靠民国政府帮助维系的地步，经济状况也到了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文葵虽被册封，却无分文俸禄，只有一个干干的爵位，庄园也卖得只剩京畿的八万亩地了。亏得宣统元年，隆裕皇太后在无法发放俸银时，与摄政王载沣商议，然后下了一道懿旨，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府邸赏给个人所有，使他们有了最后的一种生存手段。民国初年，文葵将王府的房产契据抵押在东交民巷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作为息借贷款的偿还物。民国六年(1917年)文葵又将王府租给皖系军阀徐树铮，不久，奉军攻入北京，皖军南逃，顺承王府就被奉军的汤玉麟当作战利品接受，并住了进去。1920年，张作霖进京后，相中了顺承王府，便把它作为自己在京的帅府。这样一来，文葵不但拿不到房租，连房产也要白白丢失，只好找到贝勒爷载涛，请他出面说合，最后，由京师警察厅督察长李达三、载沣的管家张彬舫和贝勒载涛三人作中保，出价75000大洋，算是由张作霖买下了顺承王府。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又从张学良的亲属手中购回顺承王府。1950年八月，这座王府成为全国政协的办公机关。上世纪末，改建政协机关的建筑，将王府原房舍全部拆除，说是搬至朝阳公园按原样重建。可惜房屋按原样搭建了，却未按王府原来的排列格式，因而完全失去了王府的韵味，实在让人叹惋！

　　文葵用卖房款在鼓楼王佐胡同买了一所房产，余款存入银行，坐吃山空。民国十七年(1928年)，定兴县的庄地也被“旗产管理局全部卖光”。自此，文葵失去了钱财所有固定来源。当时曾有人介绍他到民国政府中做事，他予以坚决拒绝。因为他自认“民族意识很强”，“自己是亡国奴，与民国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东北失守，日本人在东北扶持溥仪当了满洲国的皇帝。文葵觉得那儿还算是自己的国家，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跑到东北，在日伪军官训练班学炮兵，毕业后，分到沈阳预备炮兵队当队副，少尉军衔。他感到“同样是受气，抬不起头来”，干了不久，又跑回北京，又作了三个月的西陵守卫，正赶上他母亲病重住院，文葵终于以照顾母亲的名义辞职回家，从此闭门在家，不问世事。母亲去世后，文葵开始跟随堂兄溥雪斋学习绘画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延续了近300年的顺承郡王府，至此是彻底没落了。

　　末代郡王的新生

　　1949年北平解放。文葵遗留的家产已荡然无存，他只好画些书签、贺年片出卖，以此糊口。文葵爱画小画，小画不必题写姓名，不显山不露水的，这才能隐姓埋名。正经的大画有时也作，但从不出售，亲朋知己索求急了，偶尔送给一张两张的；因为大的画要署名，有可能彰显自己的名姓。为什么文葵执意要与世隔绝呢？他害怕啊！你想，一个末代王爷，伪满时期又跑到满州国去从军受训，虽说后来一直躲在家里不再出门，没干过什么坏事，可按照解放初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那种阵势，能不让他害怕吗？即便不算他是汉奸，戴上个反动派的帽子不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他得自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啊！千方百计隐姓埋名，尽可能地与世隔绝，是文葵所能采取的唯一的自我保护的最好方法。没料到，在一次东城区政协座谈会上，有位亲戚发言时，不小心把他给说了出来。政协发现了他，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58年，他被请到国画厂工作，薪酬优厚，还有稿费，其妻原在刺绣厂工作，后因病回家，帮助文葵画画，儿子分配到国营七三八厂工作，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1959年，文葵于将银质顺承郡王封册献给东城区政协(现存于市文物馆)，这件事反映出末代郡王文葵思想上的一个大变化。1961年文葵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委员，但他除一些政协的活动外，极少外出，只在家画画，基本上仍是过着他的隐居生活。就这样，文葵也未能逃过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1979年，落实政策，受尽折磨的文葵老人又恢复了区政协委员的名誉。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文葵心中的块垒，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他向大会捐赠了两幅山水和一幅书法，署名文仰宸。他的画受到专家们的好评。亚运村建成后，老人一定要去女儿家住几天，他要在女儿家的阳台上欣赏亚运村的壮观景色。听说京城建了29座立交桥，他坚持要家人为他找了一辆小车，载着他绕城转了一圈，还特意要求把车停在玉蜓桥上照了一张像。1992年秋，老人又坚持要去圆明园看菊展。看到园中保存下来的残垣断壁，他又联想起顺承王府正殿被八国联军焚毁的景象，感慨万端地对陪同他去参观的孙子说：“一个国家若不富强，就要受人家欺侮呀！”

　　1992年12月23日，爱新觉罗•文葵与世长辞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王爷，享年84岁。在有清历史上，他是最后一位王爷，也是最高寿的一位王爷。

　　(本文作者为顺承郡王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