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纺业方面。1859年，旧金山建的第一座毛纺厂就开始雇佣华工，至1865年，华工就占该行业工人总数的70—80%。1882年，毛纺业共有工人1600人，其中华工800名。华工十分勤劳，工资又十分低廉，为工厂主创造了大量利润。1876年圣乔斯毛纺厂的总经理在国会联合调查华人移民委员会作证时说：“如果今天把中国佬从我们这里弄走，明天我们就要关门”。

　　在服装加工业方面。1873年，华工在28家华人经营的服装厂工作，据1880年人口普查，服装业有1178名华工，在旧金山制作衬衣的工人中，80%是华人。

　　在制鞋业方面。1870年，制鞋业工人中，华工占19%。随着行业的发展，旧金山不少华人成立了自己的制鞋公司，从1875年的8家发展到1880年的48家。华工生产的鞋靴占加州总产量的一半之多。

　　其他加工业的发展也与华工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华工在绳索、火柴、蜡烛、肥皂、陶器、制砖、制瓶等行业中，都约占总劳力的1／4以上，其中制砖业约占44%。

　　“排华法案”的产生和华人的悲惨遭遇

　　1850年10月，加利福尼亚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建州初期，州政府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华工是持欢迎和鼓励态度的。但随着白人移民数量的增多，种族主义的横行，经济危机的产生及民主、共和两党角斗的需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排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首先，州市一级地方当局制定和实施许多排斥华人的法规。如1850年制定的《外籍矿工税则》，目的是通过税额把华工排挤出矿区；1852年的《保金法》规定，所有抵埠的华人必须交纳500美元的保金；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定，华人无权在法庭上作不利于白人的证明；1858年制定的《限制华人与蒙古族人进一步移民法》，禁止华人入境；1860年又出台对华人捕鱼征收捕捞税的法令；1870年，旧金山市政府禁止华人参加市政工程建设，并实施“肩挑法案”；同年，加州政府也禁止华人拥有土地；1879年，加州宪法禁止市政机关和各公司雇佣华人；1880年的《渔业法》，禁止华人从事任何渔业；1885年《政治法修正案》，不准华人进入普通公立学校读书，并强制华人进入种族隔离学校；1891年，《禁止华人移民进入加州法》规定，不准华人入境，等等。

　　其次，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令，对华人进行限制和排斥。从国家层面上来说，虽然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蒲安臣条约》维护了华人的合法权利，但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1882年美国第47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规定，华工10年内不得入美，在美华人不得加入美国国籍，该法案使排华活动上升为国家意志而波及全国，并达到最高潮。此后的1882—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前后达到了15个之多，如1888年的《斯葛特法案》、1892年的《赫里法案》、1904年的《一般空亏拨款法案》等等，不仅华工遭到排斥与迫害，就连商人、学生，甚至外交官也遭到歧视和限制。

　　第三，煽动暴力排华，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血案。在种族主义分子的的煽动与组织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发生了多起有组织的排华暴力事件。如1871年10月发生在洛杉矶的白人暴徒杀害22名华工暴行；1877年7月，在旧金山市市长威廉•艾文的挑动下，一些暴徒制造了“暴动夜”，火烧洗劫华埠；1880年10月，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约3000名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狂叫“杀死华人”的口号，打、砸、抢、烧、杀当地华人。暴力排华事件愈演愈烈，仅1882年一年在西部各州发生暴力排华事件较大一些的地方就多达55处。1885年9月，怀俄明州石泉镇煤矿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石泉惨案”。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劳动骑士团”白人暴徒袭击手无寸铁的华人，79间华人房屋被烧毁，28名华人被打死或烧死，15人受重伤，26人逃进深山葬身狼腹，数以百计的华人被赶走，财产损失达14.7万美元(图六)。“石泉惨案”发生后，排华暴力事件就像瘟疫般在美国西部地区迅速蔓延开来，不仅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爱荷达等地，甚至远离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也发生了反华暴行。1900年，夏威夷当局借口救疫，放火焚烧檀香山唐人街，华人死伤多人，财产损失260多万美元。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的兴起和影响

　　美国当局不但通过国内立法歧视排斥华人，而且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进一步排华。如1880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有关条款就对华工入境进行许多限制，以后通过续订该条约而实行更多、更严厉的限制，发展到对留美学生、华商也设置了重重障碍。光绪三十年(1904)，《北京条约》又到期满时间，美国政府要求续订。强加于中国人的的种种法令和不平等条约，一波又一波的排华恶浪，使海内外的中国人忍无可忍了，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美禁约运动。旅美华人在旧金山中华会馆集会，要求清政府力争，拒绝签订“续约”。接着国内的学生与商人群起响应，开展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该运动1905年5月首先在上海兴起，广州、福建、厦门、汕头等沿海城市相继响应，南京、汉口等长江流域口岸商港协力声援。哈瓦那、夏威夷、苏门答腊和加拿大、菲律宾的华侨也表示极大的支持。青年学生深入城乡，举办演讲歌会，出版书刊文学，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场影响巨大的宣传运动产生了表现形式为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戏剧、说唱、史志等形式的反美禁约文学。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反映在诗歌上，既有用普通话写的，也有用闽粤方言唱的，慷慨激昂，集中反映华工惨状，号召国人抵制美货，团结救国。如“澹卢主人”写的《拒约》：“痛斥六十一条约，大错当年看铸成，为隶为奴七万里，可怜呼吁不闻声”。又如“莫等闲斋主人”写的“国之仇八章”，王维城写的《新乐府二章》、陆荪畦写的《哀同胞歌》都是用诗歌形式诉述华工苦，同胞恨，国之仇的情怀。“华工苦，华工苦，跼天促地无门诉”。“哀同胞，哀同胞，……横来苛虐苦无告。波及士与商，身家性命都难保，最怜钦泣吞声木屋囚徒老。”“国之仇，国之仇，已受欧风澳雨之蹂躏，那堪合众强族相苛求……”而郑观应写的《书抵制美国禁华人入口》等三篇诗歌则大声呼吁国人团结救国：“中国农工商，心同更志一。势力不用兵，抵制亦有术。来货我不购，雇工我不出，利厚我不贪，兵威我不怵。上下争国体，主权守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