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父亲将自己从1918年开始翻译的由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出版了单行本。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民党的改造都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22年1月到1927年3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以李达为首的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一共出了四种)，每年一版，连续印行了六版(1925年的第五版目前在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还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代替当时因保密需要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今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和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都藏有1922年1月的人民出版社的第一版，说明该书对留法勤工俭学和留苏的革命青年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都起到了深刻的启蒙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恢复最后一句“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3年，父亲出版《中等俄文典》，1925年又出版《新俄罗斯》读本，1925年他利用俄国放弃庚子赔款的机会创办了中俄大学。1927年南下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俄文法政学系主任，翻译出版了《苏俄民法》、《苏俄刑法》和《苏俄宪法》。

　　1927年的大革命在“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失败，父亲痛心疾首，在武汉积极营救被捕师生二百余人出狱。1928年4月，父亲与高鲁、许寿裳等4人同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大学院秘书?穴后改任教育部秘书?雪。1929年，经蔡元培提议，父亲担任孙中山奉安专刊编辑部编辑主任。1930年10月，父亲北上担任北平大学俄文政治系教授兼国民党军事最高学府中央陆军大学的政治教官，在陆军大学他先后教授了第九、十、十一期共三期的国民党上尉以上的高级军官的三民主义课程。

　　父亲认为国民党应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经常给军官们讲苏联、讲十月革命、讲列宁。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员到学校听课，认为父亲有宣传苏联、宣传社会主义的言论，并叫校长杨杰注意这个教授。杜建时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向他暗示，但父亲毫不动摇，他坚定地说：“是非分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因此第十一期学员还没教完，他的教职就被国民党中央解除了。

　　排除万难 创办中苏文化协会

　　1935年5月，父亲联合徐悲鸿、其兄张仲钧等文化界人士在南京发起创办“中苏文化协会”。1935年10月25日，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华侨招待所召开成立大会，推孙中山先生之子、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为名誉会长。开会前当政者反对会场悬挂苏联国旗，父亲与之发生冲突，他据理力争并获得成功。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协会会章，以徐悲鸿、梁寒操、徐恩曾、张冲等15人为理事，西门宗华等7人为候补理事，而协会唯一的常务理事则由父亲担任，二百多名中外来宾出席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随即，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一系列的分会，如上海、广州、成都、云南、香港、乌鲁木齐、延安等地的分会都分别由当地最有名望的国民党或共产党以及社会名流担任，对团结全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底，中苏文化协会迁往重庆。父亲在房荒严重的情况下奔走寻觅会址，终于租到了位于重庆市中一路的一幢两层的楼房。抗战期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陪都重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要在那里找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是非常困难的，父亲则以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与1938年开始先后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的王昆仑、屈武、刘仲容等人密切合作，利用这一会址为中国共产党及各种进步人士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我目前正在抓紧时间编辑的《中苏文化协会大事记》(1935-1949)就以充足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苏文化协会在陪都重庆曾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成为大后方文化抗战的大本营，对团结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影响人心向背的积极作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就是利用此地与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

　　中苏文化协会为联苏制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父亲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的创办者、爱护者和保卫者，将永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心中！

　　英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父亲为祖国的安危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多次向国民党政府上书条陈救国方略，其核心就是国共合作、联合苏联抗击日军侵略。

　　1936年12月他担任立法委员。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从1935年开始酝酿筹备时起，就得到他的同情和大力支持，他不顾自己的地位官职，不怕特务的注意，整日与孙晓村等一起研究工作，定期给救国会的同志们分析国民党政府的政情，帮助救国会联系政府里比较进步的中上层人士，给予救国会的工作以有力的援助。特别是在1936年11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蒙奸李守信部再次侵略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入侵的日寇，南京救国会准备趁机发起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运动。但是要发动公开的援绥运动，必须有国民党上层人士出面才能实现，父亲表示大力支持。由于父亲与几位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联系奔走，父亲还动员了很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使大会得以顺利举行。他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会后又奔走募捐。此外，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后来担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彭友今深情地回忆了父亲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课的情景，彭友今说父亲是全国第一个开设“抗战的国家总动员”课程的教授。

　　1937年7月4日晚，父亲在上海商会夜校对数百名青年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力主联合苏联，共制日本。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更加痛心疾首，积极呼吁联苏抗日。7月中旬，蒋介石召集社会贤达200余人，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国是。他在会上慷慨陈辞，阐述其联苏制日的一贯主张。

　　1937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到达南京，为了推动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父亲又亲自四处奔走，联系了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进步人士沈钧儒、黄炎培及外国记者等参加在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家里举办的茶话会，为国共合作牵线搭桥。在这里沈钧儒、黄炎培等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

　　由于日军的大举侵略，许多儿童失去了亲人或被迫与父母离散，沦为无家可归的难童。1938年1月，父亲与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共同发起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荣任名誉理事。该组织先后救助了三万多名14岁以下的难童。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武汉成立，父亲名列发起人第一名，并担任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1月29日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即席致词；2月8日，又和许多国内著名的教育学者一起参与发起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2月27日在武汉各界纪念钱亦石先生的追悼会上，他在演说中着重阐述了国共团结，实现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呼吁全国人民一定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在1938年武汉戏剧界“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会上，父亲公开斥责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国民党中央“杀汪贼以谢国人”。年底汪精卫原形毕露，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1938年仲夏，中央大学陶大镛等一批追求进步的同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中苏问题研究会”。他们从《中苏文化》杂志上发现了父亲的名字，于是他们就到杂志编辑部去走访父亲。父亲博学深思、平易近人，而且还帮助学生们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为期三天的“苏联生活图片展览会”，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各方面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轰动了重庆沙坪坝。在筹备过程中，他为学生们奔走联系，还亲自赶到中大，向学生们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