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区，父亲是罕见的敢于冒着危险，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支持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他把共产党人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热情帮助每一个革命者和爱国者，共产党人也把他视为知己。著名共产党员、老革命家吴玉章同志于1939年10月7日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着：

　　西曼先生大鉴：

　　昨送上毛泽东同志一文，想已收到。林伯渠兄需要立法院出版之：各国宪法、各国选举法及其他文件。拟请费神各捡二、三份，送交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想能办到。并请于二、三日内惠赐为荷。专此。即请文安。

　　弟吴玉章上

　　十月七日

　　信中所提的“毛泽东同志一文”，指的是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邀写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这篇文章，就是由父亲转交《中苏文化》杂志发表的。

　　此外，他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积极营救赵丹等革命者出狱，热情颂扬被关押在监狱中的马寅初，他俩的演讲直射而有力，半个多世纪后仍然被誉为射向反动势力的“两门大炮”。他可歌可泣的行为感动了无数青年英勇投身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洪流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0月，父亲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1995年诞辰百周年时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称颂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仗义执言为陈独秀辩诬

　　1938年3月，当康生、王明等人为达到个人野心，诬陷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拿日军津贴的“托派汉奸”时，父亲与王星拱等九人联名为陈独秀辩诬，挺身而出，大胆签名为陈独秀辩诬。

　　当王明把持的《新华日报》抨击九人声明后，父亲更不顾个人安危，在报上再次登出一份声明，说明自己“为什么敢负责为陈独秀辩护呢”，就是因为“由他?穴指陈独秀?雪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等交往中的事实“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愤怒斥责康生、王明“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磨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的危机”，谆谆告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这是我频年最诚恳的希望和努力之点。”尖锐地指出大敌当前，不分敌我、混淆革命阵线的危害。康生把持的《新华日报》点名抨击父亲，要他表态顺从他们，但他不为所动，在巨大的压力下绝不屈服。

　　1949年8月20日，黄炎培先生应母亲魏希昭之嘱，在《张西曼永念集》上题词：“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迨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高度赞扬了父亲爱憎分明的立场和舍己为人坚持正义的献身精神！

　　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

　　1945年初，父亲在重庆创办了《民主与科学》杂志，他亲自撰写评论，登出了很多切中时弊、脍炙人口的好文章。该杂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呼吁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要求进步，反对落后；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打破了当时文化界的沉闷空气，博得了有识之士的一致好评。这个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就在反动派的压迫下被迫停刊了，但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该刊后来则成为1946年2月成立的、以父亲为理事长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刊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发动了全面内战。11月，父亲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重庆26家杂志，共同发出了“不要内战”的呼吁，提出：“我们为自身着想，同时为我们的子孙着想，万万不愿再见内战的局面。”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高涨的开端。

　　1945年冬，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施，在父亲的发起和努力下，1946年2月24日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对宣传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理事会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潘梓年、华岗以及许德衍、朱学范、陶大镛等人士，由父亲担任理事长。在初创阶段，父亲四处奔走，多方呼吁，开会的通知由他亲自填写，理事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每每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断，以后还在成都、上海、南京建立分会，开展活动。

　　此前，父亲积极参加了九三学社的创建工作，必要时还为九三学社开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1946年1月9日成立九三筹备会时，他列名为三个筹备委员之一。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后，他被推为第一届理事会的十六个理事之一。

　　反对内战，支持学生运动

　　从1945年初开始，父亲被聘为国立中央大学俄文科?穴后改系?雪兼职教授，他是俄文系唯一有教授衔的老师，学生们都是从字母学起，以父亲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来教这些“蒙童”般的俄文学生，实在是“屈就”，可是父亲却很乐意。

　　他的教学深受学生们欢迎，因为俄文文法极为复杂，初学者视为畏途，但经父亲深入浅出的讲授，全班同学很快就掌握了俄文文法的规则。父亲自编俄文文法讲义，印发给学生们学习。讲名词变格时，父亲用洪亮的声音带领学生们逐个地朗读，他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俄文，他说：“俄语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大家愿学习俄语很好，可以了解苏联，并可学习马克思主义。”

　　1946年1月24日，重庆教育文化界人士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成立了政协会议协进会，父亲与巴金等人同时被选为候补理事。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父亲被中央大学无故解聘，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运动，并赶往上海，积极参加中苏文协上海分会举办的普希金纪念、高尔基纪念等活动，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后仅仅两天，父亲就写下了“公朴，我们民主战士的伟大楷模！”一诗。1946年11月他发表谈话，反对蒋介石排除各党派，单独召开伪国大的专横行为，并和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947年1月，在全国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中，父亲参加南京学生的集会，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媚外政策，他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1947年2月，他在万分险恶的形势下不避危险，特意从南京赶往上海参加了校场口血案的周年纪念。

　　国民党政府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在南京“五二〇”血案的第二天，父亲亲自去慰问受迫害的学生，并竭其所有，捐款数百万元法币，鼓舞了学生们的斗争情绪。

　　1948年5月4日父亲加南京大中学生“五•四”座谈会，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指出“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并勉励学生：“青年人是暴风雨中的海燕，不怕压迫，为他们的革命理想而呐喊、而战斗，希望大家担负起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父亲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免去立法委员职务。同年夏，父亲的家受到特务的搜查，他的行动受到监视，被列上了黑名单。

　　父亲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于1949年7月10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他的遗体按其遗愿捐赠给协和医院解剖“以利后来的患者”，父亲实现了自己为中国的民主和科学而献身的理想。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1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等亲临医院告别，周恩来亲自为他题写墓碑，并成立了以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

　　在田汉作、李济深书的墓志铭中说：

　　“权位不动，威武不屈，反帝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风雪万里，追自由之光芒，埋骨于此，山岳皆香。”

　　(作者为张西曼之女，曾任民盟中央调研员，现为中俄友协理事、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常务理事、俄罗斯之友合唱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