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还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苏方主考：好一位勇敢坚定的同志！

　　潘家辰：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

　　王若飞：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苏方主考：这是另外一回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王若飞：革命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

　　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苏方主考：你被录取了。

　　后来在1945年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经郑重地说，王若飞在“六大”时对陈独秀的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为陈独秀辩解”一事充分体现了王若飞不计个人得失、实事求是的优秀共产党人品质。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1931年夏天，王若飞结束了在列宁学院的学习，奉派回国。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声称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并着手调兵遣将，蠢蠢欲动。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我西北地区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重局面，王若飞奉命以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的身份指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他听取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云泽(即乌兰夫)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党的指示，亲自制定了西北地区工作计划。王若飞克服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先后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调查了当地党组织、农民协会的斗争情况，安排布置工作，使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和交通联络站得以恢复和健全。同年11月下旬，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捕，开始了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监狱生涯。

　　王若飞被捕时，身上正带有一张写有许多同志姓名和通讯地址的纸片，他来不及销毁，就放进口中，想吞入腹内。敌人扼住他的喉咙要他吐出，他顽强地用牙齿把纸嚼烂，连纸和口沫吐了敌人一脸，因此保住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敌人对抓到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抱有很大幻想，妄图通过他的口供，把内蒙古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王若飞对各种审讯不屑一顾，一律拒绝回答。一天夜里，敌人闯进王若飞的押房，用枪口对准他，杀气腾腾地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王若飞毅然答道：“‘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把王若飞带到野外，用八条枪对准他，王若飞早已做好为党和人民牺牲的准备，此刻依然显得十分从容。突然，敌人讲话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开枪。王若飞明白了，敌人是在玩弄假枪毙的伎俩，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垂头丧气的敌人只好又把他押回了狱中。

　　王若飞在狱中仍然进行了积极努力的工作，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对难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积极组织和发动狱友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太原陆军监狱时对他被扣押的人们说：“我们政治犯，一定要争取无条件出狱，敌人提任何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革命者的气节。”

　　1932年，黄齐生先生来归绥狱中探望王若飞，王若飞嘱托舅父带给他一些书写工具，开始了狱中的写作，他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文章，以笔作刀枪，著文介绍中共党史，宣传党的政策，写时评、书评等，还上书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率部抗日，对傅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黄齐生先生探监时，王若飞还请他给自己带英文字典及英文小书数册，黄先生有些不理解，问道：“不打算温习温习俄文、法文？”王若飞回答说：“法、俄、日文还可以对付，为了不使脑力空耗，因此学习英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37年5月，王若飞同志获释。

　　获得自由以后，王若飞立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心情真是无比的激动。”到延安以后，王若飞心中涌动着饱满的革命激情，恨不得把“整个生命都埋在工作里”，他认真研究当时抗战的新形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

　　1937年10月，王若飞写下了《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一文，及时总结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3个多月的抗战实践，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指明抗战的持久性，强调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及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丰富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思想。1940年上半年，王若飞受中央委托，调查和研究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1941年2月，参加制定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几易其稿，于1942年1月形成了《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不仅对于当时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联合全民支持抗战，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42年4月，王若飞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整风运动中，他严于律己，公开在《解放日报》上作自我批评。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七大”，王若飞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4年5月，王若飞飞赴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和平谈判。194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董必武回延安期间，由王若飞任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南方局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上签字。

　　王若飞在重庆工作了将近两年，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和任务，多次往来延安、重庆两地进行工作汇报。在重庆谈判及随后的政协协商和停战谈判中，王若飞作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往来斡旋，折冲尊俎，充分展现了他外交家的才能。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称他为“韧性的谈判者”，“辨争众口，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称自己虽与“若飞先生相见较晚，但此二年之间，相知之深，倾慕之切，真逾夙契”，“(王若飞)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前导”。马寅初著文说：“他(王若飞)有灵敏的脑力，丰富的能力，魁伟的体力，坚决的魄力，实非一般人所可完全具备的”，“他不仅是中共中央的人才，而是全国的人才”。

　　1946年4月7日，已决定王若飞次日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他和周恩来连夜商议工作，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第二天，王若飞与叶挺、邓发、秦邦宪、黄齐生等在飞返延安的途中，因为天气恶劣，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被党中央追赠为“四•八”烈士。周恩来同志在悼念王若飞时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 图片提供：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