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史尚文说：“我是40年前成为金老师的同事，那一年我刚刚18岁，对当老师不够自信，加上父亲的冤案使我背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身为教导主任的金老师见我第一面就热情地说，‘小伙子，好好干！你们是教育事业的希望，咱们共同努力吧。’她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知道当老师应该像她一样。尤其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封建统治阶级总头子的家属该有多大压力，但是她就是那样忍辱负重，用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学生的爱填补她所有的生活空间。”
一位同样50多岁的金志坚的女学生许桂琴说：“金老师教了我一年多，但让我受用终身。要用一句话概括她的人品，就是出奇的善良。她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议论别人的短处。在她眼里没有好学生与坏学生，她对我这个班长说，把学生分类是不好的，不能让一些一时落后的学生从小就有自卑感。金老师对学生好是渗透在她的心里，那时候金老师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可是她给我们每个学生买了一个带镜子的小日记本，无论学习成绩好坏都有，这使一些后进的同学很感动，因为历来奖励都是给好学生的。后来我生病休学，她带着校长到我家看我，还买了两本书给我。文革后我们插队，和金老师失去联系，我多么想念她呀，直到90年代知道她在崇文区政协当上常委，便在区政协打听到她的地址，师生见面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一起去看老校长，校长已经老年痴呆了，一屋子人唯独认识金老师，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急了，他女儿说如果金老师不吃饭他会生气的。后来我知道，文革一些老师和学生写大字报或批斗校长，有人让金志坚站出来揭发，金志坚回答说，校长多次对我说，我的出身不可能入党，他从来也没有让我入党的意思。在当时真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校长。后来我每年去看金老师，直到2004年初夏重病住院，我每隔两周去一次，我知道她的病很重，她依然总是想着别人，她说都那么忙，她很不忍心。有一次她从枕头下取出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她在政协时十世班禅大师的亲属送给她的，她说，‘你信佛教，我应该给真正懂得佛学的人’。看着她瘦弱之极的身躯，我知道这是她给我的最后的关爱。二十几天以后，她溘然离开了人世……”。
七格格的父亲母亲
七格格金志坚家族的显赫在清王朝晚期是无以伦比的，她的大哥是宣统皇帝溥仪，她的伯父是光绪皇帝，她的父亲载沣是权力极大的摄政王。
金志坚的父亲载沣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的电视剧至今把他视为顽固的保守势力，但是不少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评价。载沣至少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历史的某些紧要关头急流勇退，这样的权力人物往往更能给历史的良性发展带来机遇。载沣的婚姻与西太后有关。慈禧相中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荣禄死后，西太后为了酬答荣禄生前对她的赤胆忠心，将瓜尔佳氏指婚配给载沣。这次指婚，使西太后与载沣的关系更加接近。1908年11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慈禧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面对如火燎原、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奉命应变的满清军队屡屡失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载沣自感大势已去，清廷已无法有效统治这个国家了。与其继续流血生灵涂炭，还不如全身而退，将国家交给革命党人。在隆裕皇太后主持的御前会议，曾多次商讨对略，载沣表现的相当冷漠。
清帝逊位后，载沣比所有的满清遗老遗少都看得开。他尽管对袁世凯很轻蔑，但对辛亥革命的领袖尤其是孙文先生十分敬重，他觉得国家交到孙先生的手中是包括满清皇族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幸事。民国十三年(1925年)正月一个漫天飞雪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北京西城的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孙中山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举动；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七格格金志坚的母亲邓佳氏出生在一个普通满族家庭，这是因为瓜尔佳氏与端康皇太妃不和，因为一件小事吞服大量鸦片去世，于是邓佳氏1912年进入王府。由于是侧福晋，在家中地位无法与福晋瓜尔佳氏相比，在这种的氛围中，凭借着她的聪慧和周旋巩固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邓佳氏育有两男四女，她文化不高，但是非常仰慕文化，通过自学已经能够写信和给自己的孩子修改。邓佳氏精明强干，还喜欢那个年代极少有人问津的摄影，她能绘画，能弹风琴，是一个接受新事物的人。当然，她脾气急躁，说话有时严厉刻薄，不过很讲理。在母亲严格的教育与呵护下，金志坚为人性格善良、知书达理。可惜的是，一个能接受不少新鲜事物的女性偏偏对现代医学不相信，这一点和载沣相似。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老天安排好的，医治也无济于事，所以有病就硬撑着。1942年，她45岁，从轻微肺结核开始就拒绝治疗，终于因病情恶化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