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到崇文区精忠街小学当上教师，能和人们在一起工作，能听到学生叫自己‘老师’，那从心底里产生的自豪与幸福，实在是自己从未体验过的。那时百废待兴，对生活对国家充满着希望，对工作充满着热情。我还记得自己做为一个格格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的‘奇迹’，那一天是1949年9月30日，我们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开国盛典游行，我们赶制旗帜、八角帽、列宁服，谁都顾不得回家睡觉，我也一样，那一年我28岁。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同事们也替我着急，看到我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也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来，可提这事，我觉得很害羞，‘皇姑’自由恋爱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对恋爱我更一无所知，一位女教育家李淑芬给我当起了红娘，她告诉我，要给我介绍的男方叫乔洪志，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后随华北大学入城，现任四中政治教师。我挺紧张地同他去见面，他个子高高的，很魁梧，带着山东大汉的豪爽劲儿，瞧他那稳重果断的样子，我知道他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阅历，是个可靠的人，我们双方都挺满意，不久便和四中其他老师一道举行了集体婚礼。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畅谈理想，憧憬未来，我真为自己有这样一天而庆幸！”

　　″我们俩都喜欢自己的工作，成天在一起不是谈教学就是谈学生，而且各自常常备课到深夜才回家。我觉得工作好还不行，还应该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写了入党申请书。领导恳切地告诉我：‘你的表现很不错，可你的入党问题，我们也做不了主。’我不灰心，我有这种心愿！让我有点难过的是我牵连了爱人，使他的组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心里明白，与我这样一个末代皇族成员结婚，肯定会被认为立场不稳。他反倒安慰我，说‘与你没关系，还是我做得不够。’在政治上共同追求，在生活上也是共同努力，由于格格干家务在皇室里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我连淘米、洗菜都不会，更不要说做饭。但是我成家后极力摆脱这种陈腐的陋习，我干起活儿来很笨拙，有一次切菜竟然切掉半个指甲盖儿，老乔很心疼，开玩笑说说‘皇姑露馅儿了，以后还是我来’，我说‘真让你受罪，女人主不起家务来’，他和蔼地说，‘心肠好比什么都好！’”

　　“可惜，这个真正给了我温暖和幸福的家庭竟是那样短暂。1960年的一天，他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五点钟他就起床带学生去密云水库劳动，因心脏病猝然发作去世了。我在北京医院看见已经僵硬的遗体，心都碎了……”。

　　“不过，领导很关心我，尤其1961年6月10日，周总理和邓大姐第二次接见我们皇族全家，与上次接见不同，这一次总理接见正是我的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总理和邓大姐都知道了，他们很同情我，并且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我当时发自内心地说，没有什么困难。我想，我仅仅70元的工资带三个孩子的确不易，但我一定能克服！我把绝大部分工资用来让三个孩子就近寄宿，好让我好好工作。我也干脆搬到学校里住，我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日子过得挺充实。我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更把不计其数的学生一批批送出学校。繁忙的工作和对孩子们的爱，使我减轻了不少思念老乔的痛苦。40多年来，我一个人支撑着家里的一切。如果老乔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能在中国与这位老人建立友谊是荣幸的。

　　金志坚的一生是奇特的，同时她的命运也是不幸的。她中年丧夫，晚年她与二儿子乔岱一家住在一起，减去了不少孤寂。可惜2001年在中学当老师的乔岱突然间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是晚期鼻癌，几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这个巨大的打击使老人几个月卧床不起，但为了不让孙子受到情绪上的影响，金志坚振作起来，因为她的一生都是在坚忍不拔中度过的。

　　金志坚除去少年时有过一段特殊的皇族特殊生活，她后来直到离开人世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有时甚至是清贫的。她从来没有嗟叹，她结婚时住在父亲留下的一个院子里，摄政王房子的价值当然不必述说，但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贵族气，她和丈夫搬出来租房另住。她结婚时父亲还在世，父亲疼爱小女儿，要送一些家中的文物给她，这要在后来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可是她一件都没有要。即使清贫陪伴了她后来几十年，她也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必然要经历的历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