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开始一个职业记者生涯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为《财经》杂志工作的时候--正是1998年上半年，新一届政府亮相未久。无疑这是一届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的政府。虽然受限于多种因素，它还是在三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外开放，在整肃金融（以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为重点）的前提下实施宏观调控，以及重组行政垄断性行业。

　　后两个方面，也是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报道重点。应该说这些报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认知价值，但它们最醒目的地方，还在于既事涉重大，又保持了独立的立场。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报道中所体现的这一质素，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这当然并非出自我的勇气，而完全是《财经》杂志以及后来《南方周末·新经济》的雄心所致。我个人则从中体会了学习的愉悦，以及独立评述的愉悦。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日俱增地意识到微观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里，宏观调控的常识一旦被认识--当然这本身也是激动人心的--其可供发挥的余地，也就是所谓"运用之妙"终究是有限的。1998年下半年"通货紧缩"被官方认定之后，相应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出台，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银行的微观机制。在巨额坏账的背景下，当时（包括此前）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强化银行系统的约束机制（比如"贷款责任终身制"、"行长责任制"）--这是必须的--但是因为国有大银行没有建立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公司制度，政府殊难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银行于是就倾向于惜贷。你还会发现银行的行为选择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贷款企业的机制问题以及主要由此导致的信用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后来的故事就是越来越依赖"积极财政政策"。

　　对行政垄断性行业重组的观感也大致如此。当变化失去了加速度的时候，当大家都不得不技术性地比较各种其实并无根本性区别的重组路径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想起：假如这些公司都是现代公司，假如市场足够开放，又何须此等重组呢？

　　这就是我后来，尤其是加入《南方周末·新经济》后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企业报道的原因。这也是我在企业报道领域，一开始又将产权改革当作重点的原因。这些年里这个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联想员工受让公司35％的国有股。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领域里只有个案的胜利--一些个案的胜利而已。
联想方案实施之后，我曾经期望国家财政部门出台一个普适性的方案，或者政策。这的确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任何一个普适性的方案都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不公。惟一的可能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用相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改革产权。但这涉及到更大的命题--也就是说，难以指望。
这一预期促使我开始关注企业的市场层面的运营（可以粗放地称之为"纯粹的商业报道"）。并不是我认为宏观经济与政策、企业的产权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政策范畴）不再重要，这么说可能准确一点：在我们的这些领域，最具认知价值（或者说坐标价值）的往往还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所以这些领域的报道就往往不免重复--你知道常识也就是那么一些。这些常识我说过很多遍后，就不想再说。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无关性格，而是再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的新打算是，纯粹的商业报道如果做得足够专业而有趣的话，或能对企业和企业家产生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影响。在此前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报道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企业家的智慧和努力，并为之打动。如果在产权领域他们所做的还是有限的话，那么在市场运营方面，他们真的有可能创造奇迹。

　　我想我可以证明，对一个商业报道的记者的要求，即使不比对一个政策报道的记者更高的话，至少也一样高。这个领域同样可以寄托一个年轻人全部的才学、意志、责任感和梦想。正是基于这一信念，2001年初我离开《南方周末》而来到《环球企业家》，希望专心于商业报道而能够稍快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