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简称“记”）：从您的经历来看，您最早是学习化学的，后来转为经济学，现在又在经济学领域和实业界游弋，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身为学者的您曾经说过：“做个有企业家头脑的学者”，值于此，您从海外归来后，投身金融和实业，成了一个“有学者头脑的企业家”，这个变化后面，折射出您怎样的人生轨迹与心理脉迹？
    
    温元凯（下简称“温”）：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初中时喜欢上了化学，一本《居里夫人传》影响了我，那时我利用工厂的废弃物来做实验，开始了自己的化学之梦。考上了南京大学后，大一就写出了被教授称誉为超过当时的讲师水平的论文，被南京大学树立为大学生标兵，也被团中央、教育部树立为典型，那时，我开始学习德文、俄文和英文，眼界逐渐转向国际化学前沿领域。可惜，“文革”让我离开了心爱的大学，被分配到浙江一个小县城的塑料厂做一个普通工人，那段生活的磨难，是我生命中一笔难得的财富。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被推荐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走上了教学和研究并重的路子，研究成果被国内外认知。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科技发展是一片荒芜，一个国家怎能没有科学和知识呢？在这种思考下，我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写了一封信，呼吁大力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得到了方毅副总理的亲笔回信，参加了全国33名科技教育界名流参加的会议，与会者40岁以下的只有我一个科技代表，其他与会者是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校长或负责人。当场，邓小平鼓励我们积极发言，许多老同志刚经历过“文革”，不敢讲话，我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提出恢复高考、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记得，在场的服务员都情不自禁地鼓掌了。第二年，国家就恢复了高考。
    
    记：你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出的留学生，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走出去的？在国外学的是什么？归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温：1980年，我是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到西方学习的留学生，到法国学习的量子生物，算是圆了我当初所想的“居里之梦”。留学期间，到9个国家考察、讲学，毕业时，英国牛津大学以9000英镑的年薪留我，但我归国心切，因为中国在量子生物学上很需要推动。我回来后，成了我国量子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我国量子生物学第一本专著的作者。
    
    记：您对教育一直关注，但后来对经济领域的关注不逊色于对教育的关注，以一本《中国的大趋势》，再次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1992年，你再次出国，归来后，逐渐成了一个有“学者头脑的企业家”，这次“蜕变”后面，又有怎样的背景和经历？
    
    温：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党组书记时，我就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提出在中国高校进行改革，受到了万里的鼓励，成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典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应邀到国内300多所大学讲学，后来就参与了更多的社会事务，比如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企业破产法，198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2年，我受美国加州理工大学邀请去那里做客座教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上市公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中国改革的瓶颈在金融，中国没有金融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我做一个金融专家，要比我做一个化学家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当时，已经48岁了，要改行需要很大的勇气，于是，我到华尔街工作了3年，结识了很多美国的金融家、投资专家，写出了国内第一本写华尔街的书《闯荡华尔街》。1996年，我在美国已经取得了长期居住的权利，但我还是在1997年2月回来了，对祖国的感情始终没有褪色。这次回来，先在上海工作了几个月，就选择去了北京，开始创办公司。8年来，我的公司服务过100多家大型公司，我走访了800多家企业，随着对企业的深入了解，我深深地知道，中国的企业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记：当时媒体报道说，你回来时提出要把华尔街理念搬回来，去年你在成都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出，向本土企业家学习，这个后面的变化是什么？
    
    温：我的理解中，华尔街理念的核心就是拿他人之财来发财，他们玩别人的钱很认真，很负责。我不仅把华尔街的理念搬回来了，也把华尔街的资金带回来不少。
    
    宁夏的企业也在努力，但真正走出去的很少，没有到华尔街去的，主要是缺乏大手笔，比如你们的西夏，这是全世界独一的资源，应该把它包装好，完全可以到海外去上市。宁夏有很多题材，需要高手来策划，比如一块上好的钢材，让一个国手来锻造，可以打出干将莫邪宝剑，一个普通的匠人，只能打出一个普通的兵器，而让一个臭手去打造，只能是打个锄头、铲子。
    
    记：我也注意到，最近你出了一本书叫《品位决定财富》，这几年，你的关注度放在了财富上，西部地区，尤其是宁夏的财富———无论是资金，还是精神上、人才的积聚度上，和东部地区比起来，都显出很大的不均衡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温：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唤醒人们的大脑财富，在江浙地区，人人都想成为老板，他们的创业意识很强。在西部地区，宁夏这样的地区，创富意识较弱，要开发，要发展，就要有全民创富意识，我的注意力转变就是旨在点燃千千万万的人创富的火焰。西部地区的人对财富有偏见，在人才的分布上，很多的人才集中在了公务员阶层，而不是企业界、经济界，当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启动了中国人创富的一个按钮。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在社会中的比重加大，西部地区的贫富分布和人才分布同样存在着不均衡，宁夏最稀缺的是企业家资源。
    
    记：您这次来银川，希望能给当地的企业界带来什么？
    
    温：我这次来，不只是讲一堂课，更重要的是给这里的企业、政府做一些咨询公司该做的事情。
    
    记：对宁夏的企业界印象怎样？在你的评判中，哪些企业做得好？
    
    温：张贤亮先生的影视城是个西部地区创富的特例，连荒凉都能卖出去，都能挣钱还有什么不能变成财富的？宁夏红做得很不错，扩张得很好，品牌做得大。金河的步子迈得很快，希望它学好蒙牛，宁夏这样的苗子不少。宁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虽然人才和资金不足，但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也不错，发展的空间大，最稀缺的就是企业家资源，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资源，在宁夏应该提倡企业家精神，一个地区，最优秀的人才是不该集中在公务员队伍中的。
    
    记：你认为宁夏这样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温：第一，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它始终拖在全国的后面，更需要地方政府有远见、有眼光。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好政策，超前性的工作没做好，比如，它完全可以在金融业上尝试做私营银行。第三，企业家阶层的活力和资源不足，管理层面上的问题也很严重，不能设计到自己的路线，发展缺乏大手笔，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存在问题，要学会蛙跳而不是老想着爬行，存在修炼、管理、用人、创新等常见病。（来源/银川晚报，作者/唐荣尧、赵宁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