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钢
   
    1995年， 苏明带着他在美国研制成功的一种 “多功能微型语音遥控器” 回到了北京。他的这项发明很快获得了中国的国家专利。然而此时的苏明仍然陷在极大的忧虑甚至可以说是恐慌之中。
    为了从事这项科研，他在美国已经投了25万美元。这些钱，不仅包含他和妻子在美国艰苦奋斗多年的积蓄，而且还有从亲朋好友及各处筹集来的借款。对苏明来说，他需要的不只是国家专利局颁发的那一张证书，如果他不能在一年之内把自己的专利变成商品，他就只能原封不动把他的科研成果带回美国去,他自己就要像8年前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时那样，重新打工挣钱，和妻子一起支撑他们的那个小家。与8年前不同的是他已经有了绿卡，退路也想好了，可以去找任何一个工作，哪怕是当卡车司机，只要年薪在5万以上。这样干上两年，或许就能摆脱经济上的拮据。不过再往后呢？他会换一种生活方式吗？他对自己苦笑着，不知所以。他真不相信自己会陷入这般境地。
   
                                  以自己的方式追赶时代
   
    6年前，他以探亲的身份到了美国。当时，妻子已经读完学位，有了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两个人各找一份工作，带着女儿，从此在美国过一番安宁舒适的日子。苏明不乏挣钱的本事，从小，他就对机械电子兴致无穷，特别喜欢“琢磨”各种机电产品。文革期间他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他曾是文革后北京最早买私人汽车的10人之一，他买车不是为了摆谱装门面，甚至不是为了以车代步，而是要研究这种集现代科技为一体的“玩艺儿”。他买的那辆汽车被他在一年之内拆装了几次。到了美国，他就是从修汽车开始挣钱，他买了各种专用工具和专业书籍，面对美国千奇百怪的汽车世界，尝试着一边施展自己的能量，一边继续扩大自己的眼界。他先是给顾客修车，后来干脆从拍卖行买来坏车，修好后再卖出去。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以至不得不雇人一起来干。身边的亲友估计着他会进而开一个汽车修理厂，赚更多的钱。但是这时，他突然洗手不干了。他转而研究起电脑来。
    学物理的人可能对那些能够影响人类命运的科学技术有着特别的敏感。在美国，苏明强烈感到：计算机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他觉得必须深入计算机领域，从中寻找施展自己创造才能的目标。有人问过他，你既然要在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在美国拿学位？苏明说：“我们这一代人被文革耽误了10年，而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因各种原因比国外落后了近20年，我不能再让美国按部就班的学习继续耽误我的生命。我们这些近40岁到了美国的人，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赶飞速发展的时代。”
    他在美国8年，有过两次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经历。他找工作并不是像很多人那样,拿着自己精心修饰的漂亮的简历去推销自己。苏明每次都是带着他的一个科研项目的设想去和美国公司的老板谈他的工作条件。他两次找工作的结果，都是老板让他主持他所提出的科研项目的开发工作，年薪都是6万美元，而苏明每次都是工作不到半年，就告辞不干了。原因是他只想了解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开发程序和管理方式，一旦他觉得知晓其中深浅，便重回那片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科学创造的自由天地。当然，他两次向美国人贡献了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苏明说：“这没有办法，这是不能不支付的代价。”
   
                          攻破语音识别技术的难题
   
    从事微型语音遥控器的研究是从5年前开始的。在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过程中，苏明感到，语言识别技术在未来计算机应用领域将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机交流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人的语言实现人－机间的直接交流。他对电脑业巨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所讲的话有强烈的共鸣：“一旦语言识别变得真正可靠之后，还将引起操作系统领域中的另一场重大变革。”当然，在苏明看来，语言识别技术绝不仅仅影响着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更新，它甚至决定着计算机对整个人类生活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苏明说：“尽管我们拥有了多媒体和网络，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享受计算机能够带给人类的革命性成果。我们这一代人还要完成一种奠基性工作，这就是把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文明，从模拟方式转变为数据方式。比如，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的印刷出版物要转化为可以通过计算机传输的电子出版物。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任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人－机交流方式。”
    苏明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应该在这个计算机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一个角色。1995年，他在美国申请注册了名为“MICRO WARE”的公司，他的公司与比尔·盖茨任总裁的“MICROSOFT”公司在名称上形成直接的对照，译成中文一个是微软，一个是微硬，其中似乎显示了苏明在这场滚滚而来的计算机浪潮中不甘寂寞的决心。
    面对国际电脑业的软件和硬件巨头们不惜巨资研究语音识别技术的高技术攻势，苏明并不慌张。因为迄今为止，世界各大公司所研究的语言识别技术都是在32位机上实现的，而苏明却要在8位机的蕊片上实现他的梦想。
    苏明把自己和妻子多年来的积蓄全部投到了这项科研中，以致他自己两张信用卡先后接到负债警报。贤惠的妻子和他约定：“为了生活，家中至少要保持1万元存款。”但是最后连妻子设置的最后这条安全线也被突破了。诸多艰难困苦之后，他终于借助美国的科研和生产条件,开发出一种价格低廉的多功能微型语音遥控器所需的蕊片，用这种蕊片制作的遥控器对语音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8%以上，它可以制作成语音电话自动拨号器、无线调频和红外语音指令遥控器、人－机对话式计算器等多种高科技产品。
    苏明用自己所剩的最后几百美元在中国坚持着，寻找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变成产品的最后机会。他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倚仗或借用的“关系”，他的面前横亘着种种艰难险阻。然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蕴藏种种机遇的多元化社会，他始终有一种直觉，他一定能在曾经养育过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在他近乎山穷水尽之时，机遇终于显现了。一位美藉华人陈庚基先生得知了苏明的科研成果，决定投资把这项发明变成产品，推向市场。陈庚基先生是一位金融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多年来一直抱着一个强烈的希望，就是看到中国留学生能够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科研成果。他对苏明从事独立研究的作法非常欣赏。最后，他们找到了深圳的一家台湾独资厂商，签定了生产一种名为“开口通”的语音电话自动拨号遥控器的合同。
    这是苏明根据他的科研成果开发出来的系列产品之一。它是一种和BP机同样大小的微型的专用遥控器，可以凭人的语音存储200个单元的电话信号，并通过人的语音随时提取出来，对目前的各种音频电话进行自动拨号。这种产品不同于目前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同类产品，它完全实现了语音控制，提高了语音识别的精确度和速度，扩大了机器的存储容量，并且价格低廉。由于这项产品出色的性能，在投入批量生产之前就接到了美国的第一批5万只的定单。此时的苏明总算喘了一口气，他立即着手在国内招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其它的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目前，开口通TV－400型已经研制成功，这是一种集语音电话拨号、语音遥控电视机、录像机和组合音响以及人－机对话计算器于一体的微型遥控器。此外，与目前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的BP机合为一体的具有语音自动电话拨号功能的开口通BP－400型也正在开发之中。
    中国的长虹电视机厂和牡丹电视机厂闻知苏明的专利成果后，找到苏明，与他研究如何把目前的手动电视遥控器改成语音遥控器，台湾的电子辞典生产厂家也与苏明联系，要把目前手动的电子辞典的操作方式改进为语音操作方式。
   
                      在中国建立贝尔实验室的梦想
   
    苏明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在友谊宾馆怡宾楼租的那间套房，既是公司联系业务的场所，又是他进行科研开发的场所，3台586计算机和4部电话摆在两张写字台上，而另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工具和各种电子元件。苏明说，他已经没有准确的作息时间了，有时太累了，就倒在沙发上睡一觉。友谊宾馆的怡宾楼如今已经成了各个商家租用的一座专用商厦，那里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对苏明说：“整座大楼这么多公司，没有一个老板像你干得这么苦。”
    现在，苏明似乎是看到了苦尽甘来的希望之光。根据市场调查，光是语音自动拨号器，中国市场最少就需要100万台以上。 而对苏明来说，只要能销售出20万台便是一笔可观的财富。然而他并没有为这笔可能获得的财富而欣喜，他说：“我真要赚了钱，希望建立起一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苏明回到国内近两年，了解到中国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之后，不禁感慨万端。他认为，中国科研工作的悲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些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模仿和追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却缺少独立的、超前的创新意识；二是科研成果不能及时地转化为产品，从而使得科研难以形成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的推动力。他说：“在美国呆了这些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特别感到中国缺少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在美国期间，苏明曾任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电子分会会长。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从事科研和发明创造的工作方式，他的所作所为与在美国的众多中国留学生似乎差异甚大。他没有为一纸文凭去寒窗苦读，也没有为求职挣钱而疲于奔命，问及苏明何以选择这样的人生方式，他笑而不答。而采访即将结束记者向他索要一份他自己的简历时，他的一番话似乎为此作了注解。苏明略带歉意地说：“在美国8年我还真没有制作过自己的简历，我总觉得简历是给别人看的，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我更需要向自己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对得起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对得起我们的儿女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