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仅39岁，就已经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院长等许多令人羡慕的头衔。他主持组织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攻克了长期困扰中国电视生产厂家的高清图像信号源短缺的难题，为中国数字电视的发展和中国自主技术参与国际竞争奠下了坚实的基础，被媒体称为“数字英雄”。
    
    “我要向德国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1990年3月，27岁的张文军在上海交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赴德国飞利浦公司实验室实习，并攻读博士后。公司派他进行彩色电视信号传输系统的研制，这是公司开发新产品中的一道技术难题，并且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把它完成。
    
    张文军知道这是德国人对他的一次考验，“我要向德国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他首先用十天时间熟悉手头的资料，通过分析，张文军很快发现技术关键的所在。
    
    但答案在哪里？张文军并不气馁，他用上了自己的老办法－－冥想：白天吃饭时想，晚上睡觉时也想。这天深夜，当别人都沉入梦乡时，张文军躺在床上，两眼半睁，脑子依然在高速运转。突然间，他脑际灵光一闪：一个公式!只需换一个简单的公式，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他蹦下床来，就想立刻去实验室验证。一打开灯，才发现只不过凌晨两点多钟，离实验室开门还有近六个小时。
    
    一大早，他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来到实验室。实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一份详实、可信的论证报告交到公司老板手中时，这位一向严肃的德国人脸上绽开了满意的笑容。“好主意!好主意!”，他大声赞扬着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公司很快做出了样机，效果比实验时还要好。前后加起来，仅用了半个月他就攻克了这道技术难题。后来，这一预测方法被欧洲同行誉为“张氏预测”。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文军作为公司的技术代表和专家组成员参加了3个欧洲高科技计划。在德国的3年中，张文军先后获得4项发明专利，且都是第一发明人。
    
    3年中，张文军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了德国专家的尊敬，也赢得了真挚的友情。他们被这位中国小伙子折服了，他的才智，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劲，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年6月，张文军完成博士后研究离德前夕，公司老板为张文军写了一份评价报告，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在这份报告中从头到尾多次用的是“最”字：“最好的工作伙伴，最高的工作效率，最……”
    
    “我们身后只有一堵墙，没有退路！”
    
    张文军在婉辞了德国多家公司的高薪聘请后，1993年回到了培育自己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
    
    为什么回国?很多人问过张文军这个问题。张文军的答案是：“在德国生活不错，但到底那里是别人的好环境，我特别想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好环境里生活，回来做中国自己的数字电视。”
    
    张文军一回国，便被推上了研究国产数字电视的历史舞台。当时国家科委正在组织开发HDTV（高清电视）软件业务，发展自己民族的HDTV硬件。张文军以他在德国的优异表现，成为了研究HDTV的理想人选。
    
    1994年10月，国家HDTV七人专家组成立，30岁的张文军成为专家组里最年轻的一员。1996年7月，一支由3个部委，10多个单位、200多位科技工作者组成的“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研究与开发”队伍形成了，同时还成立了负责整个项目的总体组。总体组共6人，组长便是不满32岁的张文军。他对年轻的同事们说：“我们身后只有一堵墙．没有退路!”
    
    从1996年的功能样机项目启动到1998年的第一代数字样机研制成功，只用了短短的两年，投入仅1500万人民币，这在外国专家眼里看来简直是个神话。中国第一台、世界第四套数字化高清晰度电视样机所达到的主要指标，美国花了6年，欧洲用了9年。而投入资金之少，更是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在欧洲，仅仅一个德国飞利浦公司便在该项目的开发上花费了5亿美金。
    
    1997年初，美国通用公司一行人来到上海交大，参观学校的HDTV实验室。出乎意料，他们被带到了一间空间狭小、光线暗沉的实验室。“你们就在这搞高清晰度电视?”美国专家被张文军这帮人的团结奋战精神深深折服。
    
    天才=99%的汗水+1%灵感
    
    张文军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从小就对他严格要求，养成了严于律己、刻苦耐劳的性格。他家离学校很远，骑车一小时，但从未迟到过一次，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这个来自山东青岛的少年，自认“并非天生聪明”。1980年16岁刚上大学时也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尤其头疼的是高等数学，考试成绩总在70分左右。而班上有的同学平时并不见得怎么努力，突击几天，却能考出好成绩。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得出结论：对这类非常聪明的同学，我很羡慕，但不能仿效。搞好学习，惟有用硬功夫。从此，自我加压，埋头苦读成为他业余生活的主旋律。
    
    张文军在他本科毕业时的自我鉴定中写道：“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为国效力是我的天职，致力于祖国的富强事业是我的终身愿望……我深深体会人在学习上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天才＝99%的汗水+1%的灵感’，这公式极为准确。”如今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交流的张文军，在研究生英语分班考试也没有考好，分到了二班。不甘落后的张文军于是下功夫啃英语，最终取得不错的成绩，还选修了法语。
    
    不过，张文军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大学期间，他担任团支部书记，积极开展“学雷锋创三好”等活动，表现突出，作为先进团支部书记，被选赴北京出席颁奖仪式，在毕业前夕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文军准备报考图像所博士那阵，正值出国热升温之际，许多人赶着到国外拿“洋博士”文凭。有人劝他“别犯傻了，读了博士，等于把自己的出国路堵死了。”张文军当然也想去国外看看，但他觉得“土博士”并不丢人，等自己羽毛丰满了出国做事让外国人看更有意义。于是义无返顾地做了中国的“土博士”。事实印证了他的想法，他的研究引起了德国飞利浦公司的兴趣，博士毕业后即被该公司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
    
    不折不扣的“数字电视痴”
    
    回国后的张文军，一头埋进研究中国数字电视的“核心技术”工作中，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张文军有句名言：“遇到难题只要日日夜夜地想，最后总能解决。”别人只想一分钟的问题，他会连续想个几天几夜，以至经常闹出些笑话来。张文军有个习惯，吃完饭后喜欢倒些热水在碗里，边走边喝。一次，他捧着饭碗与同事一起走出食堂，边走边讨论一个技术问题，谈到起劲时，习惯地喝了两口水，觉得不对劲，一看是刚刚倒在碗里的洗洁精！同事们至今谈起这事，都对他的敬业精神叹服不已：“这种事也就非他莫属了!”
    
    1994年张文军到国家科委征求《开发中国高清晰数字电视的可行方案》，方案需要修改，他把自己关在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重新修改方案，女朋友也赶来帮忙，为他料理毫无规律的生活饮食。花了20多天，新方案终于搞出来了，对此一窍不通的女朋友主动帮他抄写凌乱无比的初稿，一天过去了，没抄完，张文军就急得要命，催问了好几遍，结果把女朋友弄得老大不开心，小小的房间里传出他们的拌嘴声。几十页的方案女朋友花了两天才抄写完毕，字迹工工整整。回忆起来，张文军说他心里至今感到愧疚，“没办法，当时实在太着急了!”另有一次，张文军与女朋友约好晚上9点见面，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马上找到科技部的一个朋友，两人一起探讨起来，直到11点才回家。到家一看，见到女朋友留下的一张字条，原来她左等右等不来，生气地走了，而他们谈话的地方离小房间不过百米。
    
    整整2年多，张文军与他的总体组成员“安家”北京——6个人挤在租来的一间2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张文军与大家天天吃食堂，他坐镇北京、协调上海各方的工作，回上海倒成了“出差”。1997年夏，研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而此时妻子怀孕在身，为照顾一下妻子，他想出一个办法：在办公室支起一张躺椅，让妻子躺在一边。时间一长，戒备森严的广电部大门竞为这位身怀六甲的女子开放了绿灯。
    
    是导师，更是兄长
    
    同事眼中的张文军，从来没有什么“上下级观念”、“科学家的架子”，更多的是“导师与兄长”。1993年夏天，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张文军因长途奔波，身体不适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一天，所里同事对他说：听说你家乡青岛很美，我们到那里参观，你欢迎不欢迎?”张文军立即爽快地说：好啊，大家一起去，我马上回去打前站。随后，买船票、订房间，忙得不亦乐乎。
    
    当初总体组成员们带着被褥进京，住在简陋的民房，被家属戏称为“进京民工”。张文军见年轻人多，就自己掏腰包买了台电视帮助大家度过寂寞的夜晚。
    
    年轻同志的住房、职称、生活待遇等问题，他也时刻挂在心上。青年教师方向忠刚度完蜜月就奔赴北京参加研究工作，为更好完成科研，他动员27岁的妻子做流产，妻子开始想不通，后来同意了，方向忠觉得对不起妻子。张文军知道后，给方向忠妻子打电话，详细说明了项目的重要性，并向她表示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交大分房子，张文军又亲自打电话让所里出面尽力帮助方向忠解决房子问题。对于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他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他要求学生集中精力开发课题，每天早上9点进实验室，晚上10点回宿舍，派人把饭送到实验室。有时学生的爱人来探亲，张文军亲自忙着给找房子住。学生和同事说：张老师总是那么乐于助人，无论谁遇到困难，只要向他开口，他都会马上全力给予帮助。
    
    张文军是院长、博导，学界名人，但在同事面前，永远是大家亲密的朋友。曾经有新来的同事悄悄问：我们怎样称呼他呢?大伙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就叫张文军！”（原载/chisa，作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