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梅芳
    
    
     五岁时我就开始失眠
     1989年6月19日，我在中国上空飞了一整天
     我与丁尚彪妻子通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哭
     那天，我鞠的躬不下五十个
     如果二三十年后，你成为一个大人物……
    
    
     没想到张丽玲如此瘦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透亮的双眼：眼神很尖锐，似乎总在很细致地、挑剔地观察着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故事。从她的眼神中，我似乎读出了一些神秘的猫的灵性。

    看过她策划、导演、制作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分明地感到她的敏感，否则不会捕捉到那令人感动的眼神、表情、手势、声音、对话……

    自去年11月份，北京电视台播出历史上第一部由留学生拍摄的大型系列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张丽玲姐妹为了剪接片子专门租来的屋子，从早上9点到凌晨2点，电话铃声就不断。一天中大富公司从日本打过9个电话，全是忙音。

五岁就想离家出走

    “越长大越觉得自己平凡，但小时候，我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觉得自己跟谁都不一样。我从来不跟小孩儿们一块儿玩。”张丽玲眼神让人能感到她回到了童年。其实，儿时的她并不比任何人更优越，母亲做药剂师，父亲是中学老师，70年代前后，家里还处于“下放”的状态。

    时至今日，丽玲的妈妈还常常说她：“如果4个孩子都象你一样，我要少活20年！”幸而不是。两姐妹一妹性格虽迥异，但都很温和，唯独她，好象是“基因变异”。

    因为经常跟人打架，她小时候没有一个朋友。妈妈觉得她太“皮”了，就早早送她进了学校，那时她刚刚5岁。“我小时候经常会逃学，有时自己会在河塘边坐一整天。老师常常为我逃学的事找到家里。父母厉声问：你去哪里了？我说在河塘边坐了一天，但没人相信。”

    小丽玲性格倔强，无论是打人或被打都不会对父母讲。包括有一次不小心掉进河塘里差点淹死，她自己挣扎着爬上来，把衣服晾晾干穿上鞋，一声不响地回家了。父母有时会很生气地说：你那么倔，我们管不了你。才五、六岁的张丽玲竟然说：那我走吧！还真的去收拾东西。妈妈哭笑不得地问：你去哪里？她竟然很冷静地说：那你们就别管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她又是凌晨4点钟才回家，妈妈又在唠叨：为什么非要那么辛苦？但现在她真的已离家远走了。

    张丽玲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失眠。“睡不着觉我就使劲踢门，一直到全家人都被吵醒，我才会假装睡着了。听着父母说：这孩子真顽皮，睡觉也不老实！心里觉得很满意。”也许这是一个想引起别人注意的小孩，告诉大家她多么与众不同，但没有人理解。望着今天侃侃而谈的她，却能想象得出她当年的孤独。

    张丽玲对画面的敏感程度，20多年后竟然让家人感到惊讶。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幅父母吵架吵得很凶的画面，这幅画面一直纠缠着她。20多年后，终于有一天她向长她10岁的大姐问起：那是现实还是自己的梦境？“我大姐当时十分吃惊，大声说：你那时才多大！”儿时的很多事情，大她三岁的二姐都忘记了，却还能清晰地留在她的记忆中。

    也许这种先天的感悟力，成为一种结“果”的“因”。

    1989年6月19日，她站在日本东京的机场上，看到一位将近40岁的中年人，身边有一排八、九件大行李，那种兴奋、不安、茫然……的表情，从此她便不能忘怀。“那时我想，只要有一台摄像机对着他不动，什么都成了。任何表演都没有他的表情给你的震撼力强大！”

    15岁张丽玲高中毕业，不久来到北京做演员。“父母不放心也没办法，只要我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张丽玲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做“让别人感动的事情”，也许无论是打架、被打，可能在她看来都是一种感动。她长大了，愿望也就实现了。现年32岁的张丽玲终于做出了让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动的事：

    历时三年，跟踪采访66人，拍摄了1000盘素材带，记录了一段中国人的历史。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她将会被永远记住。

“都打着留学的旗号”

    关于在北京做影视演员的事情，在此篇文章中将是空白。“当年我拍的片子，现在我自己都不想再看了。”于是，一切都从留学开始说起。

    张丽玲离开中国的时候，正兴起“留学热”。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外面世界很精彩，已引发了国人不安、躁动和好奇。“现在回过头去看，所谓‘留学热潮’不如说是‘出国热潮’。其实更多的人不是为了学习，那时不象现在，大家没有更好的借口可以出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出去的。”张丽玲坦述了自己的“出国动机”，因为她觉得“人生应该有更多的体验，如果别人都有而我没有，那我会觉得很遗憾！”

    “我的片子为什么叫‘我们的留学生活’，同时又加了副标题‘在日本的日子’呢？如果我们都是出去学习的，我就不叫这个名字了。”张丽玲评价那一代留学生：大家都有一个梦，也许是一个很自私、微小的梦，也许就是为了攒钱盖房子，但由于他们迈出了自己的脚步，就显得很伟大。”

    张丽玲片中一个受大众关注的人物李仲生，就是想去寻找在国内可能已不存在的机会。他出国时都35岁了，在国内发展要受到年龄的限制。张丽玲在那个年代算是年龄最小的留学生了，大家常常会惊异地问：“你这么小就出来了？”

    “我以前很难相信命运，总觉得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但从北京到东京的过程，却让她感到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

    1989年6月，出国的人很少。去东京的两架飞机并在一起才八、九个人。张丽玲本来应该6月18日飞往东京，但当天北京—东京的班机取消，把她并入到北京—大连—东京的班机。但到了大连机场后，因为她的出境卡上标明要从北京出境，大连海关说什么也不让她出境，连航班的机长出面担保也不行。于是她又乘飞机飞回了北京。也就是说，那一年的6月18日，她在中国的上空飞了一天。

    因为她必须在19日以前换出境卡，为此她只好自己出面跟机场交涉。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说的一句话：“出国既然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们就不能改变我的命运。”19日，她终于坐上了飞往东京的航班。飞机嗡嗡地前行，人们跟她说话，她开始听不懂了……

    “人的命运有时很难测，如果19号那天我没走成，那我可能永远都不走了。”当时张丽玲兜里只揣着8000日元还有一些美元，日语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不光我一个人身上仅有8000日元，有人甚至连美元都没有。30，甚至40岁了，完全抛开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去到一个语言不通、前途未卜的陌生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感人的举动。”但那天坐在飞机上的张丽玲，还不知道接她的人会不会再来。

    “这一辈子我见到的最英俊的男人就是在东京机场接我的那个小伙子。看到他的瞬间，我真的知道什么叫‘眼前一亮’！”

“我本来不觉得自己爱国”

    国内很多人猜测：张丽玲出国前是不是在新闻媒体工作？实际上当年她连什么是纪录片都不知道。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播出后，反响不亚于北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日本《经济新闻》的文化专栏，采访对象都是对文化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栏目所刊登的照片，常常是老先生、老太太，但这次却出现了一张年轻、漂亮而有生气的面容。富士电视台准备在黄金时间播出这个纪录片。“节目哪怕只在富士台播出一集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们自己花几百万制作的纪录片都不可能在黄金时段播出。”张丽玲感到很欣慰。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没有任何国内、国外的电视台向她保证：片子一定能播出。

    1995年夏天，拿到戏剧舞台导演硕士学位的她，成为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公司——大仓商社的职员，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再也抑制不住那种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欲望藏在她心里已长达6年之久。

    大仓商社有一个上海人，在张丽玲的观念中，上海人既自私又精明、算计，这位先生在日本已经呆了十几年，融入了主流社会，加入了日本国籍，也担任了课长的职务。但他对张丽玲说：“只要公司签署一份与中国有关的协议，我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这个协议对中国有没有利？然后才会想到自己的公司。这成了一个本能的反应。”这位上海的先生还说：“如果日本这边做得差不多了，我还想回国。把自己学的经营技巧、理念带到国内去。”

    “他没必要跟我说这些带着革命色彩的大话，因为我既不是政府，也不代表党。但正因为这样，我才被他的言辞和行动打动。”

    可当她跟亲人、朋友谈起自己想拍中国留学生的片子时，没有一个人赞成。但善良的妹妹还是把自己的存折交给她，同时小心地提醒：如果丢了工作怎么办？在日本，公司职员是不允许兼职的，何况这是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公司。

    “我把自己想利用节假日拍片的打算告诉公司后，原本以为还要有一番争取，没想到他们看我做的事情是出于爱好，不占用工作时间，也没有额外的收入，竟然同意了。”

    其实，张丽玲现在想来，觉得欠公司的很多。因为只要拍片，她就会连续工作17个小时以上，常常到第二天早上，吃点东西就去上班了。张丽玲是一个“可以不睡觉但不可以不吃饭”的人。

    1997年8月，张丽玲做好一个样片给公司看，没想到1997年底，公司竟然放了张丽玲的假，工资、奖金照发，让她专心做片子。

    张丽玲认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中国留学生，是应该被永远记住的，他们用血肉之躯搭建了一个了解和沟通国外的桥梁。他们还源源不断地寄外汇到中国，并且当国内的亲人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无条件地奉献。

    如今新的留学生一到日本，就有朋友通知她：又来新人了，你还拍不拍？是某某经理的儿子。张丽玲说：“那种架式很象《北京人在纽约》的最后一个镜头。”但她会很干脆地回绝：光听这个我就不要去拍了！

“她是拍摄纪录片的天才！”

    横山隆晴是日本纪录片界的泰斗和富士电视台的制片人，他称张丽玲是“导演纪录片的天才。”

    张丽玲初次见到他，向他陈述自己的拍摄计划时，他却说了一连串“不可能”。但他跟着摄制组走了一天后，竟然给张丽玲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一直以为我在帮你的忙，但现在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倒忙。”横山从此把手头的工作删减掉一半，因为他觉得所有事情的总和都不如这个片子有意义。由他出面请来日本位列前五名的摄像、录音师，组成了全日本第一流的摄制组。

    在许多看过纪录片的人心中，张丽玲所运用的类似于“白描”的手法，摄像机下的人物毫无做作，这是目前从事新闻制作的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出乎意料的是，张丽玲并没有象许多拍纪录片的人那样，事先要不断地跟人物接触，大约有一、两个月后，再把镜头对准他。“因为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我听到李仲生的故事后，马上去找他，见面后我一边跟他交涉一边就开始了拍摄。”

    想多赚些钱、送女儿去世界一流的大学去读书的丁尚标，张丽玲也从来没有见过。“那天我一站到事先约好的车站，一眼就认出他来。我有这样的自信：自己肯定能与他沟通。我也是留学生，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

    当天在丁尚彪的家里，张丽玲起初并没有想到采访他的妻子，但到了夜晚，她却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在和平的年代，一个人竟然与家人分开整整8年，这是我所不能想象和无法做到的，丁尚彪做到了，但你不要问值不值得。” 

    张丽玲征求丁尚彪的意见后，拨通了上海的国际长途。“当我拿着电话时，所有的人都在哭，包括我的摄影师。我只问了两句，丁尚彪的爱人在电话的那一头泣不成声。就这样，什么话也没有，只有哭……我当时就很想去上海见这母女俩。”讲述这段拍摄经历时，张丽玲的眼睛低垂着。

    在前面的谈话中，张丽玲说她从小就不爱哭，我问：“那时你哭了吗？”她微微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当我问起，在她的留学生涯中，有哪些事让她刻骨铭心？她又回避了我的问题。于是关于张丽玲，从1989年9月到她在大仓商社就职前，又几乎成为空白。

    “日本一些电视台也经常去拍中国留学生，但他们首先会问：你为什么来日本？我认为这种问题会让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如果谁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要反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活着？”在张丽玲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到日本的第二年，张丽玲曾拿起笔来，断断续续地写了4万字，她害怕自己忘掉那些让她感动的情节和表情。但是，“也许我在写作方面没有天份，我总认为自己写的不到位，没有淋漓尽致地表达出那种情感。”

“纪录片与大富公司的诞生”

    
    199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能够在日本落地，是张丽玲牵的线。“去日本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为中国做贡献。”一个日本的年青人得知张丽玲是中国人时，竟然大惑不解：你怎么可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是长得象“京剧”那样的吗？

    1997年，张丽玲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朋友，委托她在日本找一家有信誉、有实力的公司，协助中央电视台在日本落地。近年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已在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地区播出，但与中国仅一小段海域之隔的日本，却是“零”落地率。

    张丽玲考虑再三，选择了大仓商社和日本最大的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我想这绝对与中央电视台的地位相配。但是如果没有我事先拍的纪录片，我就没法跟大仓谈这件事，也无法与富士电视台取得联系。”

    1998年2月20日，大富公司正式成立了。“大富”还是张丽玲取的名字。当时大家已绞尽了脑汁，她却说：“干吗那么累？取名字对自己有意义还是对别人有意义？只要好记就行了。我看‘大仓’和‘富士’各取一个字，就叫‘大富’。”一秒钟内，公司的名字就敲定了。当时传闻大仓会请一位60多岁、经验丰富的先生出任社长。张丽玲回到北京安心剪接片子。

    1998年3月29日，公司从日本打电话到北京，让张丽玲立即返回。“日本的公司是军事化管理，你不要问为什么。我身边有更惨的人，12月24日公司会让他赶往越南，第二天可是圣诞节啊！”言下之意，她不是最倒霉的。

    3月30日，张丽玲赶回公司得知，大仓决定让她出任“大富”的社长，并让她4月1日从大仓辞职。她当时并不知道，公司那时已经不景气，开创一项新事业、投一笔钱非常慎重。提出让她出任社长时，需要公司所有部长签字，她是在半数人反对的情况下，被推上了社长位置的。

    4月1日，公司的董事们聚在一起开会，准备听取张丽玲的“就职报告”。为了看起来更象一个社长，张丽玲对自己进行了形象包装：剪掉了长发。但她一推会议室的门，却倒吸了一口气，竟然被吓了出来。

    “会议室烟雾缭绕，我深深地理解了一句话，姜是老的辣。他们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那意思好象是说：就你，30多岁的一个女的，能吃苦？”

    “我的形象总让我很吃亏。”张丽玲看起来的确很纤弱、很需要别人的帮助。

    本来初次见面，张丽玲只要介绍自己，然后深深一躬，说一遍“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就可以。但那天负责礼仪的一位先生却把在座的人逐一向张丽玲介绍，那天，她说了不知多少遍个“请多多关照”，鞠的躬不下五十个。

最不懂经营的经营者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经营者，因为在日本的公司，根本不可能让外国人坐‘第一把椅子’，何况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

    但是张丽玲做社长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惊醒：具有130年历史的大仓商社破产了。她登时就懵了：“感觉就象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不久，还不会走路，父母就全过世了。”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去找谁？

    时大仓占了90%的股份，一向支持她的专务和各部部长都成了公司的罪人，他们连走进公司的权利都没有。“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不懂经营的人当了经营者，也没有一个经营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遇到这么恶劣的变故。”张丽玲开始象祥林嫂一样四处游说，试图打动一些大公司。在那个阶段，大公司社长有时根本不见她，有的只给她几分钟的时间。在拜见旭通公司的会长时，对方一直闭着眼、低着头，张丽玲拿不准他是否在听她讲话。也难怪，这是个年利润达到1兆2千亿日元的公司，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说下去。

    “我如果说公司的发展或营利，肯定不行。我只能从社会意义讲起。我自信比中国人了解日本，也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国。我说这个公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电视台，如果在成立一个多月后就倒闭，会对整个日本都产生不良影响。我还说大家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如果不了解它，你又怎么去占领？……”

    旭通公司的会长最后竟然抬起头来说：我很长时间没听到这么让我激动的话了，你的热情完全传达给了我们，我决定支持你。

    目前，“大富”身后是几家日本最知名的企业：京瓷公司、旭通、电通、索尼等。

    决定她出任“大富”社长时，大仓商社的专务曾在大家面前说：当初聘用张丽玲并把她安排在公司最古老的一个课——啤酒原料酿造课，就不是想让她为公司赚钱，而是想让她把酒税的问题了解透彻后，为中国规范的税务制度的建立做一些贡献。

    张丽玲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专务说：“没有直接的好处，但如果二、三十年后，你成为一个大人物，只要能想到在日本的日子就够了。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大公司？那就是不光想着赚一些数字，还必须尽社会责任和义务。”可以说，大仓商社的专务对她的影响极大。

    目前张丽玲经营的卫星频道，是日本 173个卫星频道中的一个。索尼公司表示，他们投了那么多家电视台，“大富”是最有希望的。在日本，一个电视公司三年内收支持平，已属情况良好，张丽玲希望自己在两年左右可以“打平”。

    在日本，外国卫星频道一般每月收取入网费3000日元以上，但她的频道只收1800日元，还免费送一份《电视报》。而这1800日元，还要被卫星网扣去1/3，但是，频道收视者增长得非常快。有些观众甚至说：你们就多收点吧，到时办不下去就糟了？但张丽玲似乎胸有成竹。

    有人说张丽玲可能还是“经营的天才”。
    
    采访快结束时，我很关心她还会做哪些感人的主题？她认为，作为一个公司，用三、四年的时间去制作一部片子，不现实。她以后会使电视台本地化，做一些有关当地华人的热点新闻。但最主要的在于，目前还没有一种东西让她产生按耐不住的激情。“我不喜欢细水长流，我宁愿短暂，象烈火一样燃尽，即便是痛苦我也要比别人痛苦一百倍才痛快。”
    
    张丽玲最后告诉我，李仲生的最后一堂课，她还是叫摄制组去了，但她自己没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