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平 

   
一撞撞到了钢琴家

     
    在我对黄伟贤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发来的传真：中国某制片厂近期将赴世界各地拍摄《闯世界的中国女人》系列片；巴西有5位成就卓著的女性列入拍摄名单，巴籍华人钢琴家黄伟贤是其中之一。

    黄伟贤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外公竺规身是上海著名的基督教会莫尔堂的牧师。黄伟贤从小就听外公讲道，听诗班唱诗，听母亲司琴。母亲是她的钢琴启蒙老师，而在银行做高级职员的爸爸也拉得一手令人叫绝的小提琴。童年，她生活在一个音乐氛围浓郁而欢欣和谐的家庭里。

    “我成天在家弹琴呀、教课呀，足不出户，你说我算得上闯世界的中国女人吗？”黄伟贤问我。看得出，她喜出望外的笑容里透着些许受宠若惊的不安。

    “你够拍片的资格，真的！”我说，“凭你离别中国舞台又重新屹立在巴西舞台上；凭你发行了巴西华人音乐家的第一张CD唱片；凭你与巴西一流的音乐家联袂到中国演出；凭你把儿子培养成才，共同登上圣保罗市一流的音乐舞台，你称得上‘闯世界的中国女人’！”

    13岁那年的一天，天真活泼的小伟贤，在家门前弄堂里溜旱冰。溜着溜着，身子一歪，眼看就要摔倒，她不顾一切地抱住迎面走来的行人，谁知这临危一抱，竟与钢琴结下不解之缘－－“你是住在9号那个弹钢琴的小姑娘？好，来我家坐坐吧，我家也有钢琴......”就这样，黄伟贤就成了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范继森的弟子。

    数年后正当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要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钢琴成了资产阶级的玩物，被扫除出文艺舞台，她不能再公开弹奏了。於是，黄伟贤让爸爸把家里的布封住，在琴弦上压上沙袋尽量不发出声音，偷偷摸摸练琴。直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推出，钢琴才被解放出来。消息传到上海，黄伟贤很想试一试，可苦於没有曲谱。她就一遍遍听收音机，凭记忆记下旋律在琴上试奏。没过多久，北京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乐谱送到上海，由於黄伟贤已研究试奏在先，很快就掌握了它的全部演奏技巧。她的演奏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成了上海滩文艺圈子里的名人。

过河卒没有退路

    
    1980年，定居巴西几十年的姨妈回上海探望重病的外公，黄伟贤提出了出国愿望，姨妈不知黄伟贤在钢琴上的造诣，就应允道：“好吧，来我饭店端盘子，学做生意。”就这样，黄伟贤偕丈夫李少松和8岁的儿子移民巴西。

    出国好比下象棋，小卒只能向前拱。黄伟贤一家三口都在饭店忙前跑后端盘子，黄伟贤，那弹钢琴的手，哪托得住沉重的盘子，她意识到，她的人生价值不在饭店而在舞台上，可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哪里去寻找她的文艺舞台呢？饭店的菜单给了她启发，她请人用葡语写了一份艺术履历，并复印多份放在身边，等待音乐伯乐的出现。几个月后，黄伟贤迎来抵达巴西的第一个父亲节，忙碌中一位顾客向她哼起了一支中国歌曲，问她这歌叫什么名字。黄伟贤马上意识到面前的人肯定爱好音乐，於是，忙掏出自己的艺术“菜单”，塞了一份给他。

    过了没有几天，那位巴西人打来电话，要听黄伟贤弹钢琴。那人名叫霍肖，是一家演出公司的老板，专门负责安排各种音乐会。当霍肖领她走到舞台上一架油黑铮亮的三角钢琴前，泪水一下涌上她的眼眶。她终于又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舞台上。黄伟贤忘了因端盘子而僵硬了的手指，不假思索地弹了一首高难度的钢琴练习曲。曲音未落，霍肖就惊喜地大声问：“你弹得真好，这个星期可以演奏吗？你要多少钱？”

    听到霍肖的赞扬，黄伟贤激动得不知说啥是好，忙回答：“不要钱，不要钱，只要给我一个月的练习时间，我会弹得更好！”在黄伟贤看来，只要她重返艺术舞台，只要她的艺术价值能得到肯定，她就一切都满足了。就这样，一场音乐会的合同当场敲定了。

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偶然降临的一场音乐会尽管圆满地划上句号，但在谢幕刹那短暂的欣喜之后，黄伟贤还要回到饭店端盘子。必须重返音乐舞台，她这样想，并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四处打听。有一天，圣保罗州交响乐队招人，黄伟贤兴冲冲地去应征，谁知人家不要弹钢琴的，只要一个小提琴手。不过，黄伟贤的先生李少松一举选使她有了更多接触音乐界机会。在一场钢琴音乐会上，她认识了巴西著名音乐家、圣保罗大学教授西乃基。几天后，黄伟贤如约上门，为教授弹了一曲肖邦的钢琴曲。曲子就要弹完时，黄伟贤发现西乃基教授不见了，循声望去，只见他在书房“噼噼啪啪”地打字。黄伟贤心里正犯嘀咕，教授拿着打好的一张纸走出来，原来是一份推荐信。教授在推荐信上说：我听了中国钢琴家黄女士弹的钢琴，她弹的肖邦钢琴曲是那样的娴熟，充满激情和艺术魅力，我愿介绍她到巴西任何音乐部门工作，并保证她能胜任。黄伟贤欣喜若狂，激动的泪水涌上了眼眶，要知道，眼前的这位音乐家，不仅是著名的教授，还是电台、电视台著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作品评析家，他的这番评价，不是每个搞音乐的都能得到的。

    机会终于来了，圣保罗歌剧院指挥聘请黄伟贤担任市歌剧院的钢琴师，后又应美国一朋友的邀请到美国、加拿大以香港音乐界闯荡了一番。

    大半年美、加、香港之行，她的确闯出了一些音乐新路，但经不住儿子要妈妈回来的召唤，只好返回巴西。歌剧院的钢琴位子已有人补缺，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当一个钢琴独奏家。独奏家的道路比一个乐队的队员艰难得多，没有固定的收入，不能滥竽充数，要不停地苦练，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开音乐会的机会。有音乐会才有收入，拿不到音乐会就是音乐失业者。

    一个钢琴独奏家需要一个好搭档。黄伟贤看上了圣州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艾利克，这位巴西籍德国人是南美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他的钢琴搭档西乃基名气也很大，并合作多年，根本没有“第三者插足”的可能。尽管黄伟贤的儿子李洁明已拜艾利克为师学琴，她有机会去为儿子上课做伴奏。无奈儿子拉的曲谱太简单，根本无法显示出她的才华，而引起艾利克的注意。但黄伟贤没有泄气，反而未雨稠缪地找来高难度的小提琴曲一段段、一章一章地“啃”下去。那些曲目，都是一流小提琴家才敢问津的。

    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小提琴家艾利克的一场音乐会前夕，老搭档西乃基突然眼底出血不能出场。艾利克突然想到了黄伟贤，一个电话打过来：“西乃基病了，你能和我合作吗？要弹F.A.E，时间只有3天！”，“好，我行，3天一定拿下F.A.E！”

    那次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负责主办音乐会的演出公司，当即表示要给黄伟贤单独举办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艾利克认识到了黄伟贤的价值，不久便和她一起灌制了小提琴双重奏CD唱片。她成了巴西第一个灌制CD唱片的华人音乐家。

    可贺可喜的事并没有就此打住。又一件令她欣喜的事降临了。1990年中国文化部邀请巴西乐队到中国进行访问演出，乐队恰好由艾利克组团带队，艾利克圈名点将，第一个名字就是黄伟贤，正要出发时，新总统葛洛上台冻结了银行存款，出访的经费被卡住了。艾利克当即决定，访问行程不变，只是化大为小，17人的乐队变为他和黄伟贤两人代表巴西到中国演出。

    从1980年移民巴西到与艾利克一起代表巴西音乐家重返祖国，整整10个年头了，黄伟贤激动无比。这10年不是普普通通的10年，她能重新登上巴西音乐舞台，并代表巴西返回祖国演出，除了光荣和自豪还有多少外人不知道的辛酸苦辣呀。

母子同登最商艺术殿堂

    
    黄伟贤的儿子李洁明离开中国时外公送给他唯一礼物就是一把德国小提琴。13岁他考入圣保罗青年交响乐团，成为该乐团年龄最小的乐手。上高中那一年，乐团按惯例，举办每年一度的比赛，谁得了第一名，州政府就奖励为其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那一次比赛，李洁明拔得头筹。得奖后，18岁的李洁明在数十人的州立大乐队伴奏下，上台演奏了卡门幻想曲。演奏一结束，全场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乐队指挥特意从乐队中把参加伴奏的李少松请到台前，让这对父子一道向观众谢幕。台下的掌声与台上的跺脚声响成一片。

    李洁明高中毕业后，被选送到德国音乐学院深造。5年博士毕业后，考入德国某交响乐队工作。1997年，李洁明有幸随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把儿子培养成小提琴家，是黄伟贤人生奋斗的目标之一。她早就有一个心愿：与儿子一起踏进圣保罗的市歌剧院和犹太人俱乐部。一个是官方最高档次剧场，一个是私人最高层次的音乐厅。

    恰逢儿子李洁明今夏有假期回巴西，黄伟贤开始实现萝想多年的母子独奏音乐会。此时，联系演出不再靠她昔日的简历加试听，只凭一份由4首高难度的钢琴小提琴组成的节目单，市文化局和演出公司就把两场音乐会的日期排定了。两场音乐会举行前，电台的记者即闻讯赶来采访报道。两场音乐会的观众爆满。演出结束后，数十人拥到后台祝贺，要求签名和合影。因为在巴西，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母子音乐家同台献艺，还因为在巴西很少有人能演奏像F.A.E奏鸣曲那么高难度的曲目。

    黄伟贤，一个闯世界的中国女人，还培养出了儿子——一个闯世界的中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