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汉洵的父亲傅高宾上世纪30年代从家乡广东潮阳背井离乡去了印尼，到了印尼北部岛屿苏北省的先达市。当时印尼的羽毛球水平很高，不少到印尼的华人也非常热爱羽毛球，其中不乏打得不错的年轻人，只有十六七岁的傅汉洵就是其中一位。
    
    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羽毛球发展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当年一批在印尼的华人青年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有朝一日为祖国效力。
    
    傅汉洵说，1958年印尼队夺得汤姆斯杯对我触动很大，也可以说是一种激励，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个子比较矮的印尼人可以夺得世界冠军，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行呢？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印尼总统亲自迎接那些世界冠军，他们得到了民族英雄一样的待遇。
    
    拒绝加入印尼队
    
    傅汉洵的父亲傅高宾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印尼苏北省先达市的华人侨领，也是当地的羽协副主席。1958年当印尼羽毛球男队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后，印尼羽毛球协会主席苏迪曼先生想到了一定要加强后备力量来保住金杯，于是苏迪曼下令进行全国范围的青少年羽毛球比赛，苏迪曼本人就是苏北省人，所以他亲自到先达市看当时的比赛，与傅家父子不期而遇。
    
    那次苏北省的比赛，17岁的傅汉洵夺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苏迪曼当场就看中了傅汉洵，他问先达市的羽毛球协会主席，“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先达的羽协主席是一位当地军队的司令，当时他笑呵呵地对苏迪曼说：“这个孩子的父亲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我们当地羽协副主席傅高宾的儿子。”
    
    苏迪曼先生当即就向傅汉洵的父亲表达了想召其入选印尼队的想法。傅汉洵介绍：“当时，父亲想了很多，后来他对我说，既然苏迪曼都看中了，那说明这个孩子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但父亲的目标还是想把我送回国内，代表中国打比赛，绝对不会代表印尼队打比赛的。”

    当时傅汉洵的父亲灵机一动，向苏迪曼说要和孩子本人商量一下，可是苏迪曼先生追得很紧，当得知傅汉洵是中国籍时他马上表示：“这个不是问题，国籍可以改嘛，完全不影响去印尼国家队集训。”
    
    面对苏迪曼先生的坚决，傅汉洵的父亲只能推脱说改国籍是大事情。当晚，傅高宾就给中国驻苏北省绵南总领事说这件事，总领事说：“一定要回中国，因为国内在羽毛球这个项目上还是一个空白。”那一晚傅高宾先生辗转难眠，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傅高宾对苏迪曼说：“我儿子傅汉洵有女朋友了，而且女朋友在国内，儿子答应女朋友回中国。”苏迪曼最后只能接受并理解。
    
    傅高宾先生用这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了将来为中国羽毛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傅汉洵。
    
    傅汉洵讲起这个故事时非常动情，他说：“在当时情况下，父亲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一种办法，我们表现的不卑不亢，完全不是故意欺骗苏迪曼。而且没想到的是，苏迪曼先生非常爱才，他当时就大度地表示希望我随时到印尼国家队集训。”
    
    胸怀宽广的苏迪曼先生所倡导的精神到现在还激励着傅汉洵。虽然傅汉洵拒绝为印尼队效力，不过苏迪曼离开先达市的时候表示会派一个国手过来指导苏北省的冠亚军，当时傅汉洵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一名著名的国手真的来教傅汉洵了。
    
    在傅汉洵的眼中，苏迪曼先生对国际羽毛球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胸怀宽广、有生活目标、看得高望得远。
    
    再苦也要打败印尼队
    
    1959年印尼发生第一次排华事件，1960年1月8日，只有19岁的傅汉洵与大约2000多人乘坐一条大船从新加坡出发踏上了回归祖国的道路。那时南海刮起台风，承载着2000多名中国乘客的大船就像一叶小舟一样在海上飘荡，船上人受尽了痛苦，呕吐不止，更有不少人奄奄一息。
    
    经过十几天的漂泊，大船终于到了香港，但由于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不让直接上岸，在等了一个晚上后，2000多人从尖沙嘴登上火车进了罗湖口岸。傅汉洵说：“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一块唱起了《歌唱祖国》。2000多名印尼归侨全都泪流满面，终于回国了，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回到广州后，国内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许多体育项目已经被削减，不过归侨在羽毛球上的优势使这个项目保留了下来。“当时我们男队的饭量不够，为了打好对外国球队的比赛，不少女队员把部分饭分给我们，”傅汉洵说，“那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所有胜利的基础。”
    
    “1961年，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提出羽毛球3年达到世界水平。虽然当时我们出国的机会很少，但国家把印尼、丹麦等强队请来打友谊赛，1963年，中国队把印尼队打得一塌糊涂，丹麦队也对我们称臣。”傅汉洵说，“我们提前实现了3年达到国际水平的目标，当时国外的媒体说中国队是无冕之王。”
    
    当年以印尼归侨为主的中国队打出了高水平，“随后我们这代人又投入到了教练队伍当中，我想现在的辉煌也与40年前印尼归侨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傅汉洵说。
    
    在广州特建羽毛球队
    
    1970年，傅汉洵因腰伤退役，他的夫人曾秀英（马来西亚归侨）早他一年退役。夫妇两人决定为广州羽毛球运动培养下一代。1973年，广州成立了中心体校羽毛球班，在这个班级里，陆续涌现出吴迪西、关谓贞、劳玉晶、林燕芬、张洁雯、谢杏芳等重量级队员，她们都出自傅汉洵的门下。
    
    因广州中心体校羽毛球班成绩突出，1977年国家体委和广州市体委特批广州可以单独建羽毛球队。
    
    傅汉洵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张洁雯、谢杏芳入队的日子，“1995年2月15日，我最欣赏的两名队员终于到了我的组中，她们两个素质不错，有良好发展的雏形。”他说，“当时在伟伦体校的时候一位北方教练还问我，谢杏芳和张洁雯身材那么好是不是从北方转来的？我笑着说，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言语当中傅汉洵透着自豪。“其实，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基本功还是比较粗糙的，当有人说应该给两人大运动量让其马上出成绩时，我和太太曾秀英坚决反对。”傅汉洵说，“因为这样急功近利会让运动员提前退出球场，于是我们顶着压力让两人苦练3年基本功，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两人都成才了。”
    
    实现一代归侨的梦想
    
    汤仙虎、侯加昌、潘祝英、陈国良等等，印尼归侨为广州羽毛球乃至中国羽毛球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那一代印尼归侨没有机会拿冠军，他们的弟子为他们实现了夙愿。
    
    “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一直梦想着当世界冠军，不过当年许多特殊的原因使我们无法实现。现在我们的弟子们实现了冠军梦想，这也是我们的成就和收获。这次谢杏芳为广州获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女子单打金牌，希望我们的队员再接再厉，在2008年奥运会上再创好成绩。”
    
    广州羽毛球教父级的傅汉洵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记者，他看着窗外，是在回忆，又像在憧憬，但感觉是美妙的。(来源/《足球·劲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