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打球的杨琳，稳重，大方，漂亮。
    
    杨琳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乒乓球，1995年进中国国家队，与世界冠军王楠是一批的。1997年，她只身一人来到丹麦的一家俱乐部打球。在丹麦打球的日子里，杨琳打过许许多多的比赛，但没有一次输过，这是她最值得自豪的。
    
    我们是在9月中旬的一天，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家中餐馆里见到杨琳的。餐馆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雅致。我们访问杨琳的时候，餐馆正在播放张学友的《吻别》和《一路上有你》等歌曲。杨琳的丈夫姜晓鸣先生作陪。
    
    杨琳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朋友的介绍。那时候，丹麦的俱乐部希望有个中国选手来一起打球，以提高乒乓球的水平，杨琳的一个在卢森堡打球的“海外兵团”的女朋友推荐了她。
    
    杨琳的祖籍是上海。刚从上海到丹麦的时候，她的英语讲得一般，勉强可以应付。到丹麦后的第一件事情是过语言关，所以在强化英语学习的同时开始学习丹麦语，到学校去学。杨琳说，每天与丹麦人在一起可以学得快一些。
    
    还有一关要过的是，思乡的情结。刚来的时候，丹麦的同伴、俱乐部的老板就拉杨琳去度周末，怕杨琳想家，怕她产生孤独和寂寞。但这一关似乎好过一些，因为杨琳从小就离开了父母过独立的生活。
    
    “我没有哭过。我是21岁时来丹麦的，因为从小就没有父母照顾，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所以对于出国没有特别的感觉，就像是换了一个训练基地一样平常。我出国的时候，我妈送我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为我的行李超重，我光忙乎行李了，走得很匆忙。我妈给我打电话，骂我很绝情，连头也不回一下。”杨琳淡淡地说。
    
    杨琳说，中国和丹麦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就亲情来说，外国人不如中国人亲密。人老了，生活得很孤独。孩子到18岁以后，父母就完成了义务，就像大鸟赶小鸟一样把孩子赶出去。孩子走了，父母摔断了胳膊也不会回来看，打电话问一下没事，就说下周再来看吧。
    
    杨琳说，在丹麦有八九个俱乐部，只有她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打乒乓球。还有几个中国人在这里打羽毛球，同他们没有交往，因为不在一个城市。
    
    羽毛球和足球、手球在丹麦是强项，大多数丹麦人对乒乓球还不是很关心。她说：“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不后悔的。因为在国内人才济济，竞争压力很大。在这里打球，单纯一些，不用考虑过多，对自己也比较有信心，在这里赢球也多。”她认为，丹麦的乒乓球水平一般，甚至很差，缺少正规的训练，缺少好的教练，而且经费也有限。但在这里打球，可以展示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在这里5年，每月都有一次公开赛，杨琳没有输过一场球，并拿了5年的冠军。
    
    杨琳现在的日常生活是白天上学，晚上练球。打球和念书，没有工作的压力，杨琳的时间相对来说多一点。外国人练球认真，只要他们提出来让杨琳陪练，杨琳就愉快地接受。
    
    杨琳把打球看作是一种国际间的交流。对于“海外兵团”的看法，杨琳认为，走出去，把世界各地的球艺都带起来，也是一种贡献。同时，杨琳还给他们讲解中国的文化，他们毕竟去中国的机会比较少。
    
    杨琳和姜晓鸣认识于1999年，2000年结婚。
    
    姜晓鸣认识杨琳的时候，姜晓鸣开有一个饭馆，杨琳来吃饭，姜晓鸣与她讲汉语，然后搭讪，后来慢慢交往起来。姜晓鸣是杨琳的热心“捡球者”。杨琳周末去比赛，姜晓鸣去捧场去捡球。姜晓鸣当时说：“一个中国姑娘，两年多了，次次都赢，很特别，很难得。”爱情的种子就这样萌芽了。姜、杨结婚的时候，出席婚礼的几乎都是丹麦的朋友，婚礼的程序也依照丹麦的礼节，吃一道菜唱一首歌，是一个让两个人终身难忘的婚礼。
    
    通过乒乓球，促进两地人民之间的了解，杨琳甘愿做一个“民间大使”。杨琳说，原来丹麦人认为中国人乒乓球打得好，见到我打球后，才认为中国人打乒乓球是真正的好。
    
    姜晓鸣来丹麦已经12年了，已加入丹麦籍，现在一家华人开办的汽车租赁公司工作。他很支持太太打球。他自豪地说：“我太太是专业人士，是运动员，但遗憾的是，我的太太还不能代表国家队去打球。”他更希望太太能参加2008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奥运会。
    
    他对记者说：“没准儿，我们公司的老板派我到中国当地区经理，我就回中国了。将来‘回流’到中国工作，我陪太太一起参加奥运会，那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呢。”杨琳点头赞同。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　聂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