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9年出生在马来亚吉打州的居林。
    
    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原来就生活拮据的家庭更是“家徒四壁”，几个哥哥只能离家出走，各自寻找活路，我因年纪小只能跟着从家乡福建南安县来的后妈一道生活。
    
    后妈就是我的家
    
    我的父亲早年离家出洋，在家乡留下一位“童养媳”的老婆，但在南洋的日子里，父亲又与我母亲结了婚，在我父母相继去世后，她义无反顾从家乡来到马来亚，照顾一堆与她没有血缘的孩子，这也许就是中国妇女的性格，闽南女人的秉性。那时，“童养媳”的后妈就把我带在她的身边，我的生活来源全靠着她。她为了支撑这个家，养活我们几个还不能“自食其力”的孩子，在当地卷烟厂找到拔烟叶的活，一个月才3元钱。
    
    在我幼小的心里，后妈就是我最爱的人。我们每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她在干活的时候，我总坐在她身旁，望着她低头干活的样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希望能有一份工作做，这样我们的日子就会好一点点，后妈就不会那样的劳累，而我能做的是，常常悄悄地帮她做一些简单的事，如整理拔好的烟叶，清扫地面。当她看到我在帮她做事后，眼里会透出赞许的目光，我也因她的高兴而感到一些欣慰。工厂老板是一位华侨，他见我们母子可怜，同意让我为工厂打一些小工，以赚取一顿午饭，这是我最早的劳动报酬，也是最微薄的收入，尽管这样，我和后妈还是为此高兴一番，要知道，那时很少有人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我的家称的上“赤贫”家庭，房子只有一小间，并且是租来的，屋里除了睡觉的床，就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搬家，大概原因是家里交不起房租。在我的记忆中，家是很模糊的印象，而我理解的是，后妈就是我的家，只要能和她在一起，房子再小，屋子再破都无所谓，因为在后妈的身上有着家庭的温暖，我就是跟随着这温暖来来去去。
    
    一生读书在晚上
    
    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我告诉后妈，我想上学。在居林这个小镇，一般华人的孩子都在7—8岁时就开始上学，而我12岁还是一个文盲，这让我感到很难过，其实我也知道，我们那贫困的家庭不可能供我上正规的学校，于是我只能选择华侨社团办的夜校。华侨社团办的夜校也要收学费，但可以视家庭经济情况酌情减免，如果学习优秀的学生，还可以全部免除学费，我决定选择上夜校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减免学费。
    
    在夜校上学时，为了达到优秀学生的标准，我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劲，拼命地向前超越，每当夜校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小贩在叫卖咖喱饭、唦嗲肉，很多人经不起这些美味的“诱惑”，都会买一些吃，那时我对这些美食也是“垂涎三尺”，有时口袋也有几个零钱，但每次都在前思后虑后放弃了品尝的渴望，总是告慰自己以后再吃。我们的夜校不像白天上课的正规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一旦达到“跳班”的要求，学校就让升级，就是这样，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我的小学生涯几乎是在“跳班”中度过的，但让我欣慰的是，我靠的是勤奋读书，换取了最高的奖励——免除全部学费，同时我没有因读书耽误过工作，更没有为后妈增添负担。
    
    实际上，我的收获不仅是这些，上课时，老师常常给我讲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让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老师告诉大家，中国的大片土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很多的同胞被奴役、被屠杀时，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日本人千刀万剐，这也许是我最早的恨。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对我恩重如山的后妈，到了永梧市，投奔在这个城市打工的哥哥们。实际上，我并没有依靠他们，而是觉得应该像哥哥们一样独立生活，并挣钱供养后妈，同时我还要继续我的学业。我在一家华人的杂货店里找到了一份当小伙计的工作，尽管收入只有几块钱，但能住在店铺，吃老板的饭，并且给我时间用于晚上上学，这就很满意了。这时全民支援抗战的运动也席卷着马来亚，人们群情激扬，同仇敌忾，街上时时都有抗日的宣传活动，年青人更是这场活动中的主力军。为抗日募捐是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事，那时我经常在永梧、槟城、怡保等城市的茶楼里做义工，帮小贩卖东西，然后将他们这天的收入捐献给抗日救亡组织，每当做完一次的义工后，我都觉得在抗日的洪流中有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只期望自己的这份贡献能越来越大，大到足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被奴役的同胞。
    
    仇恨使得我坚强
    
    1941年，日本人把战火燃进了马来亚，很多村庄被日本人烧毁，很多人被日本人屠杀，日本人在当地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做，比任何想象的坏人还坏，成为了恶魔的象征。对日本人的仇恨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燃烧，那些与日本人抗争的故事，是人们最爱听，也最爱说的。后来这些故事里的人有些是我身边所熟悉的人，这让我很振奋，他们与日本的斗争故事不断地在激励我，在我的心中，这些人就是勇士，我对他们有着一种很高的敬仰。
    
    学校被迫停课，不久在占领者的压迫下，学校又恢复上课，但课程里增设了一堂日语课。全校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上日语课，但为了应付日本人的检查，有时不得不叫几个人坐在那摆样子，有时虽然课堂坐满着人，但老师只是在黑板上写几个日本字，讲得却是抗日的故事，大家都在心里耻笑日本人。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日本人在一些交通路口都设有岗哨，经过岗哨的人都得向日本人行礼，有的人经过没有向他行礼，便会惹来一顿痛打，而所有的人都不愿向坏事做尽的日本人行礼，觉得这是在羞辱自己。有一次，我要经过岗亭，心想如果不给日本人行礼，肯定会被挨打，倒不如在他打我之前，我先羞辱他，于是我走到岗亭前，当着日本人的面脱下裤子撒尿，奇怪的是，日本人看了我一眼，就转身过去，对我的撒尿无动于衷。我撒完尿后，没有对日本人行礼，大大咧咧地顺利走过岗亭。这个意外的发现，很快在同龄的伙伴中的流传，开始，他们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胜利，后来，我用同样办法，做了几次给同伴看，让他们见识到不用行礼经过岗亭的事实，他们随后也纷纷效仿起来。
    
    不久后，我真正走上了抗日道路，在马来亚的大街小巷、乡村田野到处都有我和战友的身影，那些艰苦的岁月没有让我倒下，反而让我更加地坚强，有时人们称我们这些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为勇士，但我觉得自己是一名热爱正义，反对侵略的战士。
    
    1952年我回到中国，在福州市我与归侨们一起并肩战斗，克服数不清的困难，将一个小小的布黑板手工作坊，壮大成一座较具规模的国营企业——福州华侨塑料厂，并每年为国家上缴数百万利税，创造2000多人工作岗位……
    
    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是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许我体会不到我后妈那种重如大山的恩情；如果不是艰难的岁月磨练，我也许无法靠勤奋读完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如果不是老师的教诲，让自己懂得怎样去做一个中国人，也许不知道面对侵略者，而从不低头是一种多么高贵的尊严；如果不是有着一种战士的顽强毅力，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也许我们就创造不出福州华侨塑料厂这个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的企业。
    
    其实不向困难低头，就是成功的开始。
    
    （来源：福建侨报。洪民强，男，现年78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州华侨塑料厂。）
    

70多岁的洪民强

      
   洪民强被当局关押在马来西亚的巴生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