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变迁史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闽粤人民前往南洋各地经商及从事开矿、种植业，华侨与祖籍地的互动，使潮汕、闽南等地区逐步转型为特色鲜明的侨乡社会。近代以来，闽粤侨乡社会的历史变迁呈现出国际化与地方化交互的显著特征。 承载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互联功能的侨批与侨批局，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目前学界对侨批的研究成果卓著，无需赘述；对侨批局的研究多讨论侨批局的运营、资金流通及其在近代经济史上的意义，较少关注批局背后的个体与家族、移民与跨国生活及社会变迁的关系。

　　近年来，在与移民相关问题上兴起的跨国主义理论、跨国史研究取向，关注跨国空间内人群的经历，把国家置于边缘地位，强调研究对象的非国家特性和身份，其意义不是要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而是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所忽视的人类经历。这对理解深具跨国特征的闽粤社会的社会变迁极具借鉴意义，同时也引发一些新的思考。2011年以来，笔者对经营陈四合批局的陈云腾家族进行追踪研究，通过对其后人、批脚的访问，搜集文字材料与批局实物，基本厘清该家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个家族的故事并不能实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反而却说明国家制度、地方社会脉络与“跨国要素”如何深刻影响着跨国空间的人们。本文期望通过这一个案，能够揭示一个深具跨国性特征的地域社会中下层民众生存、生活的真相。

　　一、国家制度、近代潮商网络与陈四合批局的兴衰

　　(一)汕头开埠与潮商网络

　　明代中后期，潮州人是活跃在今日环南海地区的一个亦商亦盗的群体。清代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潮州人与福建人在南洋一带尤其活跃，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产生联系。1860年汕头开埠后，潮州人更是大量前往暹罗以及英属、荷属殖民地从事商贸、种植、开矿等，形成一个连结香港、新加坡、暹罗、汕头的庞大而复杂的潮州人商业网络，被称为“香叻暹汕贸易体系”。劳动力、资金与物资等要素沿着潮州(汕头)—南洋航线频繁而大量地“跨国”流动。经营劳动力流动的叫“客头行”(即代客办理移民手续、费用的客栈)，批信局(也称批局、信局、侨批局)处理资金的流动，货物的流通则由南北行操办。

　　凭借这一网络，汕头在开埠后，从一个小港口迅速发展成为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被称为“潮梅出入口之门户”、“华南第二要埠”。 就人口增长而言，1931年汕头口岸有17.8万人，在全国42处通商口岸中居21位，位列广东省第二大商埠，同期的大连、苏州、厦门、宁波的人口也仅20多万人。贸易方面，1858年至1904年间，汕头贸易总额平均每年有二三千万关平两，且趋势不断增加；1937年达到一亿四千多万元，居全国各口岸第7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和广州。

　　广东省潮阳县的陈云腾就出生并成长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实际参与这一商业网络的构建并从中获益，其创办的陈四合批局在暹罗、新加坡与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之间建构起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络。

　　(二)依托潮商网络发展的陈四合批局

　　同治十二年(1873)，陈云腾出生于潮阳县金瓯乡的贫寒人家 ，排行老四，父亲陈智明(1841—1910)以干苦力为生，俗称“担八索” 。19世纪80年代，英国、荷兰等国在汕头开设招工公所招揽华工往南洋殖民地开矿、种植。每周都有多艘蒸汽轮船满载劳工与各类土产自汕头开往香港、暹罗、西贡、海防、实叻、槟城等地。1889年，年轻的陈云腾离开家乡，与几位同乡一起搭上开往实叻的轮船，最后到了日里(今印尼)做苦力。

　　潮汕俗语称“日里窟，会得入，唔得出”，指在日里做苦力，很少有人能够回来的。 陈云腾侥幸熬过十年，得以回家。与许多回唐山的华侨一样，他做起业余水客来。水客行业是近代侨批业的雏形。“水客在早期侨批业运营过程中建立的制度，诸如发展总分局的网络、收款后出具单据、兼营金融或者商贸业、利用汇水差价和商贸业获得利润等等，几乎都为批局所继承。” 故而，陈云腾做水客的经历应该为他后来开办批局积攒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信誉与人脉关系。

　　其时，潮阳县各乡已有多家办理暹罗、实叻侨批的批局，较大的有成田乡的永丰发、永振发、金瓯乡的捷兴、和平乡的马合兴、关埠乡的黄德良与司马浦乡的义丰泰。 回到家乡的陈云腾遂在金瓯乡捷兴批局做了一名批脚，每日到各乡递送批信、批款。

　　1917年，历经十几年的积累，陈云腾开设了自己的批局，取名陈四合批局。儿子阿发、钦江也退学进入批局帮工，分别负责出纳与管帐。凭他的聪明以及积累的经验，陈四合批局生意顺风顺水。其后人回忆，1920年钦江娶妻时，陈家已有大洋1000元。到20世纪20年代末，陈家已成为当地的富户，然而在动荡的年代，劫难也随之而来。

　　大革命失败后，潮汕农村动荡。1927年，陈云腾再次出洋发展，在日里投资3000元合办一家番薯厂并设点收批。但是，一天清晨金瓯陈家被一伙匪徒袭击，钦江被绑架，陈家随后以大洋3000元赎回。这次灾祸使陈云腾放弃海外投资，转而更加注重批局生意。幸运的是，他恰好赶上了汕头发展的黄金时代。

　　1925年汕头实行废两改元后， 货币统一，南洋侨汇大量进入。又值农村治安不靖，殷富人家纷纷挟资进入城市，游资充足，汕头埠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大约在1929年，陈云腾在汕头市镇平路创办陈四兴批局，与金瓯陈四合批局联营。自此，陈云腾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陈四合已经成为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规模最大的一家批局，并通过汕头陈四兴批局，陈云腾的业务扩展到整个潮汕地区。 陈家的业务以暹罗批居多，大都来自暹罗明兴发、陈振兴、乾华隆三个字号；其他来自实叻、槟榔屿、吉隆坡、日里等地的侨批则统称为杂港批。

　　陈云腾与长孙壁轩坐镇汕头，二子钦江在老家主持陈四合批局，三子振荣被派往香港负责收批。陈家的侨批自香港等地发往汕头，陈四兴批局每天从抵汕轮船中收取各港侨批登记造册，当天即随批信配银分送潮阳、澄海、潮安、揭阳等内地各联号批局。潮、普、惠一带的侨批一般在每天傍晚时候送到金瓯陈四合批局。钦江须连夜按照发批线路分配好侨批与批银，翌日一早交付批脚。批脚发完批信、批银后把侨眷回批交回批局，从汕头来的新侨批又到了，钦江又开始忙碌分配批信，把回批交汕头来的递送员送到陈四兴批局发往南洋。在最忙碌的季节，陈四合批局的人员每天如此一去一来：早上有一二人带着回批前往汕头，有一班批脚前往各乡村发批；晚上，汕头方面带来了新的批信与批银，发批的批脚则带回了侨眷的回批，周而复始，络绎不绝。批脚最多的时候达七十多人；年终忙碌季节还需要额外增加人手，总数可达一百人左右。

　　此外，陈妻叶氏在金瓯还主持开办一家织布厂，购置了十多台机器，陈家所有的女人都在织布厂中工作。陈云腾的大哥茂发在汕头经营客头行，也在家乡开办织布厂。至此，陈氏家族除了主营侨批外，还兼营客头行、织布生意，建构起一个内联潮普惠各村落，外达暹罗、实叻、槟榔屿、吉隆坡等地的商业网络。一时之间，成为地方显赫人家。

　　(三)政局动荡与陈家的命运

　　1939年6月22日，汕头沦陷。日伪当局重组汕头侨批业公会，禁止批信、批银发往国统区。 陈云腾不愿与日伪合作，回到仍属国统区的金瓯乡，批局基本处于停业状态。

　　其间，一件不幸的事情几乎把陈云腾逼入绝境。一艘轮船历经千难万险运来了6000元批银。批银当夜放入批局保险柜，翌日却不翼而飞，窃案之谜至今仍未破解。为保住批局信誉，陈云腾公开宣布与掌管保险柜钥匙的长孙壁轩断绝关系，四处挪借，同时变卖织布厂，勉强凑足发放批银。最后，批局信誉保住了，陈家却已一贫如洗，全家老少十几口靠做点小生意、向人借米和蕃薯勉强度日，一直支撑到国土重光。

　　1946年，美军扫清华南沿海一带水雷，南洋航线完全恢复，汕头至南洋的人、财、物重新流通起来。 凭借以往的信誉与网络，陈云腾立刻恢复批局营业，妻子叶氏的织布厂也重新开办得红红火火，很快拥有了十几部织布机。国共内战期间，陈云腾虽然不愿参与其中，但也不能完全置身度外，只能顺其自然。例如表亲中有人在布厂接头，利用侨批为山里传递情报，陈家并不干预；又如批局曾应要求用根据地发行的纸票“裕民券”发放一些批银。 1949年，陈云腾令三子振荣携款在香港创办陈四兴批局，以应将来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22日，潮阳县全境解放。随后，人民政府开展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与土改运动。陈云腾因从事侨批业与织布业，在土改初期被划为华侨工商业成分。后来运动升级，最终被划为工商业地主，财产遭查封、没收。1956年，国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批局毫无选择地被合营，陈云腾被遣送回金瓯。三个月后，在一片抑郁的气氛中陈云腾黯然仙逝，终年83岁。陈云腾去世，终结了陈四合批局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开启了陈氏家人陆续移民海外的征程，最终成就了一个跨国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