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变迁史(2)

　　二、从潮阳、香港到美国：陈氏跨国家族的形成

　　(一)改革开放前陈家的跨国(境)生活

　　香港是近代潮商网络的核心枢纽，也是南洋侨汇进入潮汕的中转地。1949年以后，上海失去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香港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可以直接接触、沟通的唯一口岸，也成为潮商与海外联系、潮人向海外移民的最重要通道。1949年创立的香港陈四兴批局成为陈家后人改变命运的希望。

　　由于国内接连的政治运动与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影响，海外华侨寄回乡的多数是国内紧缺的商品，如面粉、猪油和干制食品，甚至是化肥、菜籽等，设在香港西环中苑台的陈四兴批局经营状况并不好。但批局却在另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屡屡成为陈家与众多金瓯乡人合法或不合法前往海外的落脚点。1956年，振荣自港回乡办理父亲丧事后，即携妻子与全部子女赴港定居。不久，公私合营后的批局委派钦江到香港参与陈四兴批局工作，希望发挥陈家海外脉络与批局信誉的作用，拓展侨批工作，为国家争取更多外汇；钦江也得以较为自由地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并把继母叶氏接到香港生活。

　　1961年香港陈四兴批局宣告停业。陈家随后把资金投放到新兴的塑胶行业，先后在九龙与香港岛开设万通塑胶厂与荣光塑胶制品厂。虽然两个工厂的经营未能实现陈家再次成功创业的愿望，但使他们在香港有了立足之地并逐步向美国发展。

　　首先移民美国的是振荣一家。其长子运扬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1961年赴美留学，后获物理博士学位，此后又转而攻读医学。他陆续创办了多家诊所，成为华盛顿州西雅图名医，还担任过华盛顿州脊椎治療中心董事长。鉴于香港的生意已难以继续，在运扬的努力下，自1977年起振荣夫妇与全部子女先后移居美国，重新创业。

　　其次是钦江的子女陆续移民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钦江有四个子女从家乡考上大学，分别是1955年次子运亮考入北京师范学院；1956年次女惠英考入华南工学院；1959年三子运雄考入广州水电学院；1960年小女惠芳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如果没有陈家在香港的关系，他们或许都会留在国内发展，但1961年老三运雄到了香港后，钦江一家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

　　1961年，因祖母叶氏病重，在广州上学的运雄获批赴港探亲。叶氏与钦江有意把运雄留在身边，遂扣压了他的证件。运雄最终被迫滞留香港，进入陈家的塑胶厂工作，同时修读大学课程。1966年夏，他赴美入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学院，主俢应用力学。1971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绮色佳 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1978年，受聘于美国能源部所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从事大气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直至2007年退休。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运雄长期被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也因为如此，他成为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移居美国最有力的担保人。

　　(二)跨国家族的形成

　　1972年与1979年，钦江与继母叶氏在家乡金瓯先后去世。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与运雄的努力，钦江的妻子李宝珠于1979年赴美与儿子团聚。随后的十几年间，运雄的全部兄弟姊妹及家人陆续自大陆移民美国：大哥梅溪(1985年)、小弟运泽(1987年)、三姐惠芳(1988年)、二哥运亮(1989年)，最迟移居美国的是1999年3月大姐惠珍、二姐惠英两家。至此，陈云腾二、三房内外子孙全部移民美国。

　　现定居美国的二、三房子孙有170多人。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20多人，从事的职业主要在医疗、科技、餐饮、商业等行业，其中有十多人从事医生的职业。例如，运泽的两个女儿小时候随父亲自潮阳、海南、澳门、香港到美国，一路颠沛流离，接受过多种不同体制的教育，后相继从医。大女儿现在华盛顿某大学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小女儿在北京某中医药大学获得中医学博士，回到美国后从事中医职业。在美的陈氏后人还热衷社区事务与侨社活动。运扬的太太就是西雅图当地华社的首领之一，身为某耆德会会长的她多年来致力为社区与华社服务，组织过“反毒品，反暴力”集会游行等多次公益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西雅图期间，她作为侨领之一受到了接见。

　　一直坚守在家乡金瓯的是陈云腾长房裔孙。陈云腾的长子阿发早于1918年因病去世，未有子嗣，陈云腾夫妇遵循潮人习俗于1920年和1929年先后从惠来县领养了两个男孩(壁轩与壁清)继嗣。壁轩后来因故离去；壁清则一直跟随钦江在金瓯的批局工作，公私合营之后，成为批局(后来是银行)职工直至退休。在钦江一家移民后，壁清及其子孙就成为陈云腾家族在金瓯唯一的支脉，现已有100多人。早期他们与钦江的儿女一样顶着“地主仔”的帽子，生活坎坷，家境大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潮阳地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迅猛发展，纺织服装、音像制品、纸品文具、化妆品和建筑安装等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知名度。壁清的子孙们顺势而为，大多合作从事纺织业制造与贸易。有的子孙开办的内衣工厂有员工数百人，拥有多个自主品牌，效益不菲，是当地知名的民营企业。

　　(三)国家制度、地方脉络交互下的跨国家族生活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潮汕地方社会生活揭开新的篇章。首先是使本地区长期存在、虽压抑多年而未熄的商业传统焕发了生命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其次，随着潮人与海外社会交流重新密切起来，中断了数十年的潮汕地方民间信仰活动与宗族文化传统全面复活。1990年以后，受东南亚、港澳地区返乡潮人的影响，潮汕各地出现大量的宗族重建活动，基本的形式有“一是祖墓、祠堂的修治，二是宗亲会的建立，三是新族谱的编写” 。宗族重建既是本土社会与海外潮人社会紧密联结的手段，也是结果。

　　金瓯乡陈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宗族重建活动，开始由各房各派出钱出力，筹备编订族谱，重修宗祠。解放前，陈云腾是乡里的耆老，钦江是乡小学的财务校董，为公益出钱出力，不落人后。或因如此，宗族与民间信仰活动重兴之后，壁清的长子陈育斌也曾被推选为乡里的“寨长”(即率领众人祭神、祭祖的长者)，也自然参与到族谱的修订工作中。

　　2000年左右，金瓯《陈氏创遂堂族谱》编订完毕。这本族谱的世系中，陈云腾派下仅分出长房阿发及裔孙(长孙壁轩被逐出陈家，未列入)与二房钦江，既没有列入钦江派下各裔孙，更漏掉三房振荣世系，这让钦江、振荣的子孙们甚为遗憾。按照传统习俗，族谱由族内各房“有份”的子孙共同出资出力并提供资料进行修订，由于美国的陈云腾子孙事先并未获悉修族谱之事，也就不存在出资的情况，加上金瓯陈氏宗族主事人没有刻意去注意此事，遗漏在所难免。

　　2007年，金瓯陈氏宗族启动祖祠重修工程。陈氏祖祠在1950年土改后分配给陈锦松等10户无房族人居住，因复建祖祠需要，他们自愿献出，还有一些族人捐出埕地给祖祠。此时，在美国的陈氏子孙已经积极参与其中，现在祠堂内“创遂堂重光颂芳名榜”上，运雄与育斌分别是理事会副理事长与理事，育斌以捐款2.4万元排行第8位，运雄、运扬也各有捐款。 这说明至迟在2007年，中美两地陈云腾族人的联系已经紧密起来。

　　随后，由于陈云腾墓地遭他人侵占，一场跨越太平洋两岸的墓地纠纷由此而起，更促使两地陈云腾后人有效联结。

　　潮人习俗颇重风水。潮阳人更有在生前选择风水宝地作为百年之后归宿的习俗，是谓“择生基”。1947年，陈云腾为自己在九斗村(九斗山)择定了一处“生基”，1956年6月陈云腾下葬于此。恰逢当时潮汕各地大兴水利工程，1959年潮阳县政府在九斗村截流修筑秋风岭水库。水库蓄水之后，顿使陈云腾墓前的山谷变平湖，美不胜收。附近村民遂多在该处择“生基”、下葬，久而久之，新墓逐渐侵入旧墓范围。80年代初期，陈家与九斗村交涉后立碑为界，使陈云腾墓地平静了二十几年。

　　2010年左右，九斗村某人也看中此处，在陈云腾墓前修了硕大的“生基”，破坏了陈墓整体景观，金瓯陈氏后人几番交涉均无果。在美陈氏后人获悉后，陈家决定据理力争，同时改变斗争策略，多方出击。一些已皈依基督的子孙，也被动员起来出资出力。运扬的太太专程到西雅图华文报纸《西城时报》社(Seattle Chinese News)和华盛顿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反映祖墓遭侵犯之事，希望报社、侨社向中国政府转达诉求。

　　《西城时报》随后刊出《祖父坟墓遭他人侵犯请求当地政府帮助处理 维护海外侨胞合法权益》一文，斥责某人违反殡葬改革政策，滥用特权，破坏山林与他人祖墓，侵犯侨胞合法权益，有违大陆建设和谐社会精神，声称陈氏家族本着以和为贵，合情合理解决原则，敬请汕头市有关领导尽快妥善处理，以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美中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也致函大陆相关单位，希望政府有关各部门出面帮助处理。运泽更是多次往返于美中两国，北京、广州与汕头三地。经多方努力，此事最终有了一个令陈家满意的结果。也因为此事，两地陈氏后裔又凝聚在一起，合力重修了陈云腾发妻魏氏的墓地。如今，他们又启动《陈云腾家谱》编修工作，以弥补《金瓯乡陈氏创遂堂族谱》之缺漏，还在探讨如何把他们外嫁的女子也纳入陈云腾的家谱之中。

　　当然，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三、结语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少为国史学者所关注，但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无论是跨国主义、海洋史，还是从方兴未艾的跨国史视角看，近代以来的潮州人一直都是一个活跃的、深具跨国性特征的群体。此处并非强调潮州人历史经验和文化的特殊性，而是希望“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陈云腾家族的故事首先说明，要深刻理解跨国空间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近代以来国家的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脉络的因素。陈云腾是近代潮汕社会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他经营一个硕大的跨国网络，连结着南洋市场与潮、普、惠内地农村，但无时不受到宏观政治环境深刻的影响。他原先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晚清特定历史背景下，依托潮州人的跨国网络发展自己的批局生意，实现了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提升。抗战时期，他选择了不与日本人合作，举家迁至乡下避难；批银丢失后，不惜典卖家产以维护信誉。随后在国共内战时期，他以做生意人的秉性选择了中立。由于时局的变化，他仍然陷入危境，家族也随之分化。在事业完全陷落之前，他在香港布下一个棋子，造就了一个跨越太平洋两岸的家族。决定陈云腾一生命运的，是地域社会中的宏观政治制度、局势与社会文化因素，他的跨国网络也有利于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变迁对家族发展的不利影响。

　　陈云腾跨国家族形成的个案也说明，在海外的“跨国”要素影响本土社会的同时，本土社会业已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处于跨国空间的人群。陈云腾逝世几十年后，其二房、三房的子孙大多成为“美国人”。他们并非大商巨贾，对家乡生活的影响甚微，以至于族人修订族谱时会把他们漏掉。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总在强调“陈云腾二、三房子孙”的身份。进入21世纪后，经济实力日渐强大的家乡族人与他们的联系也密切起来，祠堂、族谱、祖坟等传统的宗族符号与华文报纸、侨团等都被自如地运用于跨国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跨越国家边界的要素与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交互影响，嵌入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形成地域社会新特质，为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自由运用，不断形塑地方社会新的文化景观。（作者：陈海忠，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