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昌走出去的数学教授符孔遴：不凡求学路

　　如同孤鸿掠影，在私立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今海南师大)、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和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原琼台书院、今琼台师范)等院校的校史上，都有留学法国的数学教授符孔遴的名字，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对其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后人所知甚少。

　　最近一年来，旅居广州的海南籍建筑设计专家郑振紘先生提供线索，帮助海南日报记者找到符孔遴解放初期所写的《自传》和几封家书，并联系其母校北京大学等单位，共同采访了符孔遴的子女和亲友，根据他们的回忆，尽管未能看见其历史全貌，但符孔遴的形象至少已变得鲜活起来。

　　——编者

　　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文昌迈号一个贫困的儒生家庭里，出生了第三个男孩——符孔遴。

　　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传统的“四书五经”，进过旧制高等小学，中学时在广州读书，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经受“五四”运动洗礼。

　　1929年，符孔遴赴巴黎大学留学，主攻数学，获硕士学位，并进入博士研究院深造。1933年回国后，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符孔遴的思想和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浪漫”的小学时光

　　据符孔遴的自传材料，他父亲是个读书人，善诗善文。8岁时，符孔遴在父亲的讲授下，已完成对四书的学习，两年后，又学完了五经，同时也涉猎到历史韵言和地理韵言等书籍。

　　13岁时，符孔遴才进入刚刚兴起的高级小学读书，有“跳出牢笼”之感。以他之前打下的国学基础，在高小应该是国文课居于第一，但由于对音乐、英语、算术各科都感兴趣，国文成绩反而一般。符孔遴觉得这“大概是以前读死书之果，本来读四书，亦相当有益，但费时太多，用力太过”。

　　他善于跟年长的、有学问的学友交往，因此得到不少提点。然而，年长的学友中也有品行不端的，“每道我浪漫，我潜伏已久的活泼个性，便乘机发展，尤其是对中乐一门兴趣特高，随时随地和人演奏，因为中国素来无高尚性格的训练，善音乐者，当时人多目为下流，前途相当暗淡，所以在高小的五年的最初二年，成绩虽列优等，而习惯的浪漫，行为的不检，内在极为矛盾……”

　　符孔遴1950年代初写的一份《自传》，真实记录了当年的经历和心迹。

　　高小第三年，正月的某天，教他的教员吉先生去符家拜年，被问及小孩成绩，吉先生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后来才道出符孔遴原来最骄人的国文，成绩已经退在音乐、英语、算术之后。第二天早上，符孔遴受到父亲严责，父亲准备停掉他的学业，好在吉先生再三说情才作罢。符孔遴回校后再也不敢碰音乐了，直到毕业的3年当中，“行为虽收敛，但学业亦不大长进”。

　　广州读书 每晚只睡4小时

　　符孔遴兄弟7人，上有2个哥哥，下有4个弟弟，教书的父亲每年收入只够全家人糊口，因此，他小学毕业时，尽管成绩都在70分以上，但国文成绩不是第一，父亲便无意让他升学。但彼时他追求新知识的念想十分强烈，多次请求后，终得父亲同意。

　　符孔遴18岁时，进入广州两广师范学校附设的五年制实科中学(当时的中学分文、实两科)。前两年，他在校外寄宿，那时广州的社会环境不好，对走读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符孔遴几乎陷入小学前两年的境地，但他处处反省时时警惕，尚不至于泛滥，但学业进步也不大。

　　第三年他才得以转为住校。校园环境甚好，在今广州市文明路中山图书馆、鲁迅纪念馆大院内，是清代的“贡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址。在那里，符孔遴的学业渐入佳境。

　　有一个假期，学校开展运动会，各校都来表演，外校有一位小学生能流利讲演，又有一小学女教师和学生在草地上唱歌、游戏。这两个生动活泼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使他深受启示并发奋全面进取。

　　在此后的3年中，符孔遴学习非常紧张，每晚至多睡4个钟头，这一习惯延续到了晚年。每天早起，必先在自修室朗读国文和英文，中午12时至1时必是阅读报纸，下午4时下课后必定打球2小时，6时洗浴，7时晚餐，8时至下半夜2时演练数学习题和预习功课，第二天所授课程，前一天必须熟读，到上课时不再翻看课本，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解，得益良多。

　　符孔遴每周六还看一次电影。

　　这样自觉、紧凑有序的学习安排，符孔遴三年如一日地坚持，对意志、体质、精神面貌大有裨益，各门功课全面发展，成绩均在前三名之内。毕业后，校长廖道传特别备文推荐他赴唐山路矿学校，免试入学，后来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等原因，符孔遴一年后转入国立北京大学。

　　学识、士气亦可救国

　　符孔遴1916—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等大背景，也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学校改故鼎新的年代。

　　符孔遴刚踏入北大校门，发现除少数师生外，多数沾染了官僚习气，学生除上正课外，不爱运动，他数年来每天2小时的球兴只好中止，这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幸得我中学基础颇固，功课亦可应付得过”。

　　符孔遴在《自传》中称，大学的前两年，北京大学充满了官僚气象，袁世凯想当皇帝，传闻拟将北大改为“帝国大学”，而且准备让其子袁克文等进北大读书，当时的教授多是部长或次长兼任(除数学的外)，“文法科的同学异常自骄，以为将来毕业或未毕业做官如拾薯，我虽是一个理科学生，且是一个球类的运动员，不知不觉间亦落入五彩云而沾其光……”

　　然而，蔡元培1918年出任校长后，自由思想进入北京大学，共产主义思潮开始涌动。符孔遴此前得到一本“红皮禁书”，只能夜间、周日或假日才拿出来看，倍觉新鲜，喜不自胜，曾说过“人间最快乐的事，莫如雪夜读禁书”。当时蔡元培校长痛恶北大的官僚习气，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痛斥“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主张自由思想大解放，于是，“禁书”才得以解禁。

　　当时的北大，是一个“主义”竞争的学府，最新学说的《新潮》和旧学说的《国故》同时在校内刊行，进行大辩论。

　　在北大的后三年，符孔遴心怀家国，抱负很大：“想至少要做一个国务总理，才能达到澄清政治的愿望；这种做官的观念，后来想之绝对错误，但当时政治的污劣，稍有志之士，应有这种观感。”

　　“五四”运动对符孔遴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生活也变得异常俭朴，每餐费用不过五仙(“仙”是当时币值最小的铜板)，三仙大面和二仙酱萝卜。因为北京官僚的生活奢侈与贫民之苦，有如天壤之别，让他内心愤愤不平。特别是有一次他从东学(宿舍区)走到马神庙(理科教室所在，也是北大本部)上课，身上穿的是一套普通的薄黑呢学生制服，冻得全身发抖，在街头拐角处看见一个乞丐一丝不挂，裸体而蹲，符孔遴的体温当即升高，一直走到教室上课时都不觉得寒冷，此后也常常以那个乞丐的境遇来警醒自己。

　　为了表达对官僚主义的疾恶如仇，符孔遴在宿舍中陈列各种科学模型和讽刺画。当时他做了一种“称衡”(天平)，在一边较大而重的方木法码上写“民众”，在另一边较小而轻的法码上写“官獠”(故意写成“獠”字)，以示对官僚阶层的反感与鄙视。

　　蔡元培的到来不但使得北大自由思想大解放，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大提高，此前的官僚习气也一扫而清，符孔遴先前想做大官的念头，也转为想做一名大科学家，“我觉得不一定要做官才能救国，学识、士气亦可以救国”。(记者 陈耿 通讯员 郑振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