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华侨 促广州收回检疫主权的关键人物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在广州港的水面上，常能看到一艘艘船舶的主桅杆上悬挂着黄色的方形小旗，这是进口船舶向港口发出的检疫信号。港口检疫是防止国外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潜入的重要关口。按我国卫生检疫的有关规定， 凡国外进口的船舶， 一般需经检疫后， 方准入港。
广州港自秦汉以来，海外交易一直十分繁盛。但在古代，人们不懂得港口卫生检疫的重要性，也没有专门的卫生检疫机构。据港史研究专家程浩先生说，自鸦片战争以后，广州港口才逐步开始对进港的国外船舶施行卫生检疫。但当时仍无独立的港口卫生检疫机构，而是由外国直接控制的粤海关兼办，卫生检疫官也由外国医生担任。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州港口才于翌年5月将卫生检疫权夺了回来，建立起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港口卫生检疫机构——广州海港检疫所。
“省港大罢工”助力广州检疫所树立权威
这个开中国海港检疫先河的机构的设立，和当时民族爱国主义形势的推动密不可分。
学者刘荣伦指出，1925年，广州市政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中国海关，为中国国家机关”的精神和广州国民大会关于“收回关税自主权，抵制英美货物……”的决定，由当时广州市市政委员长伍朝枢指令广州市卫生局局长司徒朝负责筹建“广州市海港检疫所”。
负责起草章程的人员通过搜集英、美各国检疫资料，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拟订出《广州市海港检疫条例》，并于1926年9月颁布实施。广州海港检疫所下设南石头和黄埔两个检疫站，共有四名卫生检疫官，负责对进入广州的所有国外船舶施行卫生检疫。
在筹建过程中，外国领事团曾多次提出所谓“抗议”，不允许取消其外国医生检疫之权。对于外国使团的“抗议”，当时卫生局晓以理法，仍按原计划进行。《条例》颁布初始，外国船舶有的拒不接受检查，擅自驶入港口。检疫人员严格执行任务外，且有省港大罢工的组织支持和广州市各界民众为后盾。
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持发动码头工人抵卸英国“富州”号商船货物，致使它在江中抛锚达十多天之久，其船长不得不亲自到检疫所请求解决并缴纳罚款300元。这一惩戒之举取得了显著效果，检疫工作遂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这一事件令广州各界民众振奋不已。如1926年9月17日的报纸以《海港检疫所实行开始办事 帝国主义者其若之何》的显著标题加以报道。其后又报道说：“记者连日访问南石头、黄埔两检疫所，据称：工作进行非常顺利，凡每次医官到船，各西人(指外国人)船主，亦甚优待，即详列船员及搭客人数，并着各人分站船面，以候检验，检毕由医官予证书，始行入口。至搭船归国的华侨，目睹中国医生身穿制服登船检验，即表示热烈欢迎，咸称中国人能以收回海港检疫权由自己办理，免受以前外人(指外国医生)留难阻滞，实为收回外人领事裁判权之先声，亦国民政府举行新政之一，莫不欣然色起”。
之后，广州沙面租界发生霍乱的传言又起。经过检疫所的调查，证实是英国一名检疫医官的造谣，目的在于打击广州国民政府新办的检疫工作。在被当面驳斥后，他保证不敢再犯。
最终，广州海港检疫所正式取得国际上的承认。这是省港大罢工的一个胜利成果，展现了当时广大码头工人和各界革命群众的力量。
被1894年广州大鼠疫激活的防疫意识
作为千年大港，前来贸易的外国船舶，一方面给广州商业带来了繁荣，另一方面也将各种病毒传入港口，蔓延内地。程浩引俞升《续医说》记载，明弘治未年，广东即有人始患“广疮”。此疮形似杨梅，故亦称“杨梅疮”，即今人所说的“梅毒”。这种病，在我国明代之前，未见医学文献记载。据说，最早乃是由葡萄牙商人传进广州的。在近代，国外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经广州港口传入，更不鲜见。
应该说，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进出口的第一道防线上把好检疫关，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其中，1894年的鼠疫大爆发，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事件。学者曹树基指出：“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对于这场恐怖的疫情，前辈学人如伍连德、冼维逊等都有详细的记录，而后来的研究者们也从诸多角度及方面予以了挖掘和阐释，留下了大量的资料。
研究者指出，根据1956 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2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2月到5月发生小流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的记载出自奈尔斯(Mary Niles) 1894年的一篇报道。是年1月16日，他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
据赖文、李永宸的考证，这次鼠疫大流行最早出现在城南玉带河(护城河)附近的南胜里，紧接着在城东的北横街和西关连登巷出现，然后在西关和老城区内蔓延。6月中旬开始向四乡扩散，7月中旬以后渐以四乡的疫情为主。旧城区的病例主要沿环城的玉带河分布，而以城南南胜里邻近地区为多，如八旗驻防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南海学宫、归德门等地，其中前三处尤为严重。其他病例的地点多位于玉带河边的城门出入口。如正东门的北横街、小北门、西北的出口“西关第一津”、正西门。当时广州的玉带河是与珠江相通可行船运的运输通道，这提示疫情很可能是沿水路从南胜里扩散的。而它是如何传入广州的，并不确定，大致有从广西梧州沿西江传入广州，从南路经陆路逐步往东传入广州，从南路经海道传入广州等几种说法。
收回检疫主权的关键人物 是一个广东华侨
这次鼠疫大流行造成了约10万人死亡，约占广州当时人口的1/10，且在社会和贸易方面造成的恐慌和混乱也是空前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即对卫生防疫的严肃认识和全面重视。无论中西医界都全力投入救治，新的医疗设施也在各界支持下迅速建立起来。
曹树基指出，1894年以后，上海、厦门重新订立了防疫章程，宁波、澳门等地也同时建立检疫制度。此后20余年间，南北各主要大港先后实施检疫制度。
据《广东省志》记载，宣统三年(1911)，为防止船舶将鼠疫传入广州，各国驻广州领事馆要求粤海关筹办检疫工作。同年3月《广州口防卫船只染症永远章程》公布。1912年，国民政府对之加以修订，将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痘、赤立猩红热以及其他急性传染病例列为检疫的传染病，并对疫船的判定和处理、病人的处置以及禁止容易携带传播媒介的物品进出口作了规定。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一位伟大的人物——祖籍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伍连德。他是第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他的提名者，正是当时在华著名美国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嘉惠霖。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4个月后，那场噬杀了6万生灵的传染病终被扑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大规模传染病的记录。
伍连德多次呼吁中国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 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随后，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至1932年收回各海港的检疫权，中国的海港检疫开始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卜松竹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