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广州“巴拿马村” 见证华人奋斗史(组图)

　　原标题 广州“巴拿马村”见证华人奋斗史

　　【环球时报记者 张逸倩】编者的话：在广州花都区，“巴拿马村”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称谓。它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批村子。在这类村子里，很多人要么直接移民去了巴拿马，要么在巴拿马有亲人。如果说中巴两国160多年来的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那他们就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了当地一个“巴拿马村”。

　　环球时报记者探访“巴拿马村”

　　据记载，中国人最早在1854年3月30日抵达巴拿马。他们是契约华工，被送到巴拿马修铁路，其中大部分为广东籍。在这些广东籍华工中，不少人是花县(现广州花都区)人，以致如今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巴拿马亲戚。其中，花山儒林村、狮岭旗新村是典型代表。

　　走进儒林村，《环球时报》记者首先看到一栋栋新建或正在修葺的楼房。这些楼房和当地房屋不同，绝大部分是三层小洋楼，墙上有雕花，有西式柱子，屋顶还有花园。这些楼房大部分院门紧锁，留下门口的春联在风中飘舞。

　　在一栋新楼旁的一家裁缝铺门口，一位大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你顺着路走下去，每家每户都有(在巴拿马的)。这些新建的房子，都是他们赚了钱回来建的。”这位大姐说，这些村民基本上都是一个带一个过去，做餐馆，开杂货铺，干什么的都有。她自己的孩子在镇上上班，之所以没出国是因为不认识人，没人带。而且她觉得在国外赚钱也是一样辛苦，需要起早贪黑。

　　说话间，一位老人骑着车从旁边经过。这位大姐赶紧指着他说：“就是他，有4个孩子在国外。”记者拔脚就追，最终在一个麻将铺子里找到了他。

　　70岁的罗军池每天下午都会到村口的娱乐室打麻将。说是娱乐室，其实就是一间草棚，里面摆着几张八仙桌和板凳。罗军池有5个孩子，4个在巴拿马。十几年前，大儿子出了国，之后把弟弟妹妹也带了去。大儿子在那里开杂货铺，很辛苦，每天早上起床工作，晚上十点钟才关门。

　　“他们逢年过节也不回来，因为如果人不在那里，没人打点生意。”罗军池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人在巴拿马很勤劳。当地人喜欢消费，周末经常出去玩，开派对、跳舞，客观上给华人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罗军池和老伴儿去年在巴拿马待了3个月，觉得语言不通，生活不自在，于是不打算再去了。他还表示，他的子女以后会回到村里，“老了肯定要回来度晚年，这是中国人的观念。”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有的华侨把自己的小孩也送回来上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一些出生在巴拿马的孩子，因为从小在当地接受教育，普通话和汉字都不熟练，父母会把他们送回来学习一阵子中文，再接回去。

　　1995年，一些华侨筹资300多万元人民币，重新修缮了村里的小学。学校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儒林华侨小学”。据说，最多时，学校里有近30个巴拿马华侨的孩子就读。

　　一个家族的移民史

　　中国拉美发展促进基金会会长丘永全的祖上，也是19世纪中叶从花县去的巴拿马。那个年代，大部分华人漂洋过海去修筑铁路，工作无比辛苦，还面临疟疾、黄热病等威胁。之后，幸存者开始做生意，慢慢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又有很多华人对挖掘巴拿马运河做出贡献。

　　丘永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70年前，巴拿马曾有过一段排华的时期，“巴拿马人白种化”催生不鼓励华人与巴拿马人通婚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于是他的祖上带着全家人回到广东。

　　1983年，丘永全的父亲在朋友帮助下又去了巴拿马，之后一个一个地将家里人带过去。“那个年代，村里人有机会都往外面跑，去国外打工”，丘永全说，很多人通过香港去巴拿马，也有人先去哥伦比亚这类免签国家，之后偷渡到巴拿马。

　　“我是在1983年7月29日去的巴拿马，当时还不到12岁。”丘永全说，那时华人依然受排斥，只能开杂货店、洗衣店或者中式餐馆，其他生意都做不了。

　　刚到巴拿马，工作特别辛苦。丘永全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跟别的华人一样，他们是家族企业，全家上阵工作。丘永全白天上课，下午放学回来还需要在店里帮忙，跑腿，卖东西，清理货物、货架等，每天干到夜里。

　　丘永全感觉到有一小部分当地人对华人怀有歧视。并不是种族歧视，因为巴拿马本身就是移民国家。他觉得当地人尊重富人，歧视穷困群体。“当时有些人，尤其是小孩子，看到华人就叫他们‘猴子’，因为中国南方人比较矮。”

　　随着中国的发展，丘永全感受到了变化。他看到华人遭遇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开始慢慢从经营小生意往别的领域发展，当地社会对华人的态度也慢慢变好。“2008年奥运会之后，巴拿马的小学甚至在英文和西班牙文之外，开始有中文学习的课程”，丘永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