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难民”：人老了还在找自己的家(2)

　　和时间赛跑

　　日复一日，炮弹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那种摧毁性的后果，幸存者也未能幸免。

　　逃难到闽西一带的潮汕人，在当地被称为“学佬”。这是一个有别于当地人的称呼，跟随了黄宝州70多年，听来总不是滋味。

　　郭晓红对潮汕难民的认识就是从这个称呼开始的，小时候，大人们这样叫这些异乡人，她也跟着叫。后来，她长大了，他们也老了，离世的越来越多。她渐渐有了危机感，深感那段历史大约要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逝。

　　2011年，郭晓红开始搜集他们的信息。她寻访了上杭县各个村庄，几乎每到一处，村民都能准确指出老人的家，一个接一个，像滚雪球一样。

　　几乎每个上杭县的村庄都有“潮汕难民”。最后郭晓红收录进来的将近一千人，目前生活富足、中等和困难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她知道还遗漏了很多，不少人已经离世。在她接触的老人中，当年离开家乡时最小的一两岁，最大的十六七岁。

　　现在都是一张又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提起日本人和那场战争时，他们的面容大多时候是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话题一转到亲人，许多人抑制不住地哭泣。他们共同的记忆是，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遍地都是遗体，饥饿难耐，只能啃树皮充饥。

　　“大部分人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为了活下去，父母卖掉了孩子去逃难”，郭晓红说，这些老人善良、乐观，他们把苦痛压到了心里深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像普通人一样。一些人的后代离开了上杭，去往更大的城市。

　　人生即将退场，他们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2017年年初，上杭县阳光公益协会秘书长周家远发起了一场“梦归潮汕”的寻亲活动，循着郭晓红书中的地址，他和一些志愿者去到上杭县的23个乡镇，为寻亲的老人搜集家乡的线索。

　　这些记忆大多是零散、破碎的，往往要很长时间，才慢慢浮出，一点点拼凑出来：一句潮汕话，一口井，一座寺庙，一条河。

　　半年时间里，先后有200多人主动找到周家远登记信息，他们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寻亲的急切写在老人们的脸上，有会一星半点潮汕话的老人买来方言字典，戴着老花镜查找那些词语的释义，像破解回家的密码。

　　半年多以来，寻亲成功的有23位老人。“梦归潮汕”寻亲活动的队长钟桂香说，也有少数老人不愿再找，或是因为年迈记忆太过模糊，或是因为子女担心后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南下寻亲

　　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从潮汕地区过来寻亲的人。郭晓红说，寻亲潮分别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现在是最后一拨了”。

　　2017年的重阳节，从潮州来了10个寻亲志愿者，帮村中的老人找家人。邱千祥向他们提供了几个线索：家门前有一口塘，一棵榕树，一座箱子桥。

　　三天后，志愿者找到了这个地方。不久，邱千祥带着儿子南下潮州，见到了姐姐的女儿和侄子，遗憾的是，姐姐已经去世。战争中烧毁的房子还在，而邱千祥已经不会说潮州话，只是和亲人拥在一起，默默流泪。

　　儿女都在上杭，邱千祥的晚年打算在这里安度。但他想好了，只要还能走路，希望每年都回潮州一次，见见亲人。

　　大多数人还在寻亲的路上。每次见到从潮汕来帮人寻亲的民间团体，陈秋妹都忍不住流泪。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过去她很少提起自己的身世。

　　潮汕来的人让她泛起了希望，她可以用潮汕话和他们交流，这让她愈加有了盼头。儿子赖洲照想为母亲圆梦，只要有寻亲活动，他都会跑到现场登记。但登记三次寻亲信息都没有找到后，陈秋妹有些沮丧了，“别去找了，找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儿子：“找到了吗？”

　　黄宝州寻亲的发端是几十年前的出身审查。初中毕业后，他去往沈阳军校学国际钳工，先后在南京和内蒙古服役，正值“文革”期间，需要审查家庭成分，黄宝州提出自己是广东人，希望部队帮他找到亲人，证明身份。

　　寻人无果告终，但他却结下了心结。1972年，从部队转业的黄宝州一路南下，开始了漫长的寻亲。 所有关于家乡的线索，都来自当年和他一起逃难到上杭的人，以及他名字里的“州”字。

　　他记得，第一次去潮汕，坐船沿着汀江顺流而下，两岸是大片茂密的竹林，四周群山环绕，星星比平时看到的更加闪亮。到了梅州，汀江换名为韩江，这些景物不曾在他记忆里，但他却一直流泪。

　　船长是潮汕人，两人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路上喝茶聊天很是投缘。说起自己的身世，黄宝州说想去潮州看看有没有亲人。

　　船长告诉他，自己也有个妹妹，叫王添妹，战乱时被卖到福建。黄宝州一听名字，想起村子里有个叫添妹的——后来，船到达潮州后，船长就折返回福建找妹妹，真找到了。

　　黄宝州自己的寻亲却并不顺利。同船的乘客此前告诉他，当年潮汕30万人只留下2万人留守空城。他跑过了潮州的许多大街小巷，问了许多人，都一无所获。走在潮州的街上，他有一种恍惚的熟悉感，眼泪不由自主地就要往下掉。

　　那次回来之后，黄宝州画了一幅画，一条鱼从渔网纵身跃出。“我就是那条鱼，在这场灾难中死里逃生。”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黄宝州去潮汕地区跑过七八次。每次只要有一点线索——谁家的弟弟丢了，谁家的哥哥和自己长得像，他立马一个人蒙头跑过去，漫天四海地找。“发疯了一样的”。

　　可总是从希望跌落到失望。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家机械厂工作的黄宝州到古田出差，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从潮州来的锁厂厂长杨正平。两人一见面，杨正平就盯着黄宝州看，面露惊讶。

　　“你是哪里人？怎么看起来很像我一位朋友的弟弟？”

　　“我长在上杭，出生在潮汕那边。”

　　“是吗？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是1943年逃难卖到上杭的，当时只有3岁。”

　　杨正平联络那个姓周的朋友后，让黄宝州寄了张自己的相片过去。几天后，黄宝州收到了回信，打开一看，还是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了“保重”二字。

　　十几岁时，养母把卖身契交到了林阿金的手中，告诉她是哪里来的。她不识字，但动了寻亲的心思。女儿小怡记得，从小母亲就讲她的身世，隔一段时间就去翻看那张卖身契，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家人都知道，这是她的心愿。

　　十多年前，儿子带着林阿金到去往潮州的很多地方，一个个寺庙打听，但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后来，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也杳无音信。

　　望江寄思泪

　　经历过战乱、伤痛、饥荒的老人在晚年，依然忘不了自己是难民和弃儿。零散的记忆像摇曳飘忽不定的梦，缠绕他们一生。

　　年岁越大，找到亲人的希望也愈发渺茫。黄宝州寻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但心里面的那根刺却拔不掉了。

　　2007年，他在院子里修了一间思乡园，一个人在里面住了十年。房间外种着各种植物，立着几块碑文，上面刻着他写的诗：

　　异乡四十年，绵绵思远道。

　　望江寄思泪，忆别双悲悲。

　　岸芦白茫茫，亲人在何方？

　　父母盼人归，相去路阻长。

　　在黄宝州的村子里，有三个逃难来的老人生活贫穷，一辈子没有嫁娶。黄宝州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在汀江、韩江、永定河三条河汇流的那片田地上盖个养老院，给他们居住。

　　如果没找到亲人，死了也想家，黄宝州说。

　　到了80岁的高龄，林阿金仍无法摆脱这种无边的飘零感。她的两条腿不好，筋绷的很紧，不能走太远的路，骨头会痛。大多数时间，她都只能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丈夫坐在沙发边的轮椅上，她忍不住埋怨他，在年轻时不支持她回潮汕寻亲。

　　林阿金说，等自己死后，要把骨灰洒在上杭的汀江里，流向下游的韩江。

　　陈秋妹的亲人仍然没有音讯，她常常自言自语：“别人的都找到了，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心里的火苗渐渐湮灭：“我这么老了，找不到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陈秋妹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红木椅子里。她的头发全白，牙齿掉光，但她还记得父亲的名字，一遍遍用潮汕话重复说着“凉树”(音)。

　　前不久，“梦归潮汕”的志愿者告诉陈秋妹的儿子赖洲照，在龙岩的武平县，有一个正在寻找亲人的老人提供的信息和陈秋妹的情况很相似，这个88岁的老人名唤陈秋莲，曾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赖洲照打算抽空过去看看这个老人。他在手机上打开陈秋莲老人的照片，放到母亲眼前问：“你看像吗？像你姐姐吗？”

　　陈秋妹盯着照片，看了又看，憋着一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