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回流的历史、现状与趋势(2)

　　(三)青年移民回流比例增长引人注目

　　长期以来，人才外流尤其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青年人才外流，往往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隐忧。然而，近年来此类情况有了明显改善。据澳移民部永久离境人口数据显示 ，2005年以来，随着华人新移民永久离境人口不断增长，除35～44岁年龄段中青年移民永久离境人口绝对数有所下滑外，不同年龄层次华人年度永久离境人口多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尤以25～34岁青年移民永久离境人口增幅最大，到2011年，青年移民永久离境人口绝对数增加了约1.5倍，且在全部永久离境人口中所占比例亦从13%迅速增至21.5%。由于近年来永久离境澳洲华人新移民大多数都选择回流中国，大致可以判断，在全部回流中国的华人新移民中，青年移民所占比例亦呈相应递增趋势。

　　(四)回流华人拥有较为丰富的澳洲生活经历

　　根据移民部数据显示， 2005—2006年度以来，在永久离境澳洲华人中，曾经在澳生活5年以上者占六成；居澳超2年但不足5年者，仅占两成左右；居澳不足2年而永久离澳者人数最少，仅占一成多，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如前文所述，永久离澳人口大部分都选择回流中国，可见回流华人中，大部分都有比较丰富的澳洲生活阅历，熟悉澳洲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这些人选择回流，对促进中澳相互了解、互信合作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澳洲华人新移民回流意愿在不断增强，回流潮初显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除了原籍大陆的在澳华人回流数量逐渐攀升外，还有另外两类回流华人值得关注：一是澳洲本土出生的华裔。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度此类华人回流数量增长迅速，1995—1996年度，回流者不过57人，但1999—2000年度已增至385人，平均年增速115.1%。新千年以来，年度增速放缓，但每年度回流人口较之上一年度仍有约百人左右的增量，且至2010—2011年度澳土生华人 回流中国大陆人口已达1234人。二是原籍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选择定居澳洲的华人及其后裔。 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或发展空间，一些华人往往会不断跨国迁徙。许多原籍东南亚、港澳台、欧美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澳洲后，又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选择回流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此类华人回流数量不多，每年度不过几十人，直到90年代末才超百余人。2005—2006年度，回流人数已增至516人。此后增幅甚缓，一直稳定在五百多人，未有更大突破。这两类华人选择回流其祖籍地中国，且人数逐年攀升，尤其能够展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之于海外游子的强大吸引力，折射着中国国际形象的巨大变化。

　　综上所述，新千年以来，华人新移民回流中国大陆的潮流已经显现，中澳两国跨国人口迁徙格局已悄然改变，人口对流时代已然来临。

　　三、回流原因与问题

　　国际人口迁移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移民选择永久离开住在国他往或回流原籍地，与一般国际移民行为一起，完整地表达了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才竞争与合作的深刻内涵，意味着国家或地区间人力资源的重置与再分配。新千年以来，澳洲华人新移民回流渐成一股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与发展是澳洲华人新移民回流的基础性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持续上升通道，尤其是21世纪以来呈现腾飞之势，并在2010年前后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已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尽管中国依然有着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但是近十余年来，相较于澳洲经济相对平庸的表现，中国经济与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更能为普通公众带来希望和梦想，并成为吸引华人回流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据前文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洲华人移民回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趋势上大致呈正比关系：经济增长越快，回流人口越多。这一点，比照澳洲印度裔移民回流情况，亦可一目了然。作为澳洲第一大移民族群 ，2012—2013年度印度对澳移民已超4万人。然而，因众所周知的经济发展差距，近年来，印度裔回流者寥寥。2005—2006年度回流108人；直至2012—2013年度亦仅回流396人，其移民回流比不足1%。 同一年度，华人回流4496人，回流比为16.4%。作为澳洲第一和第二大海外移民来源地，且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比较印度与中国在澳移民回流情况，足以说明经济发展对于华人移民回流意义重大。

　　其次，这是澳移民政策改革与调整的结果。从1998年起，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越来越倾向于移民选择的经济价值导向，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技术移民选择为核心的移民政策体系，使得澳洲从“家庭移民在非人道移民计划中占优势转向技术移民成为非人道移民主体”。相应地，短短十余年间，华人对澳移民数量翻了数倍，1997—1998年度华人移民仅4909人，至2010—2011年度已增至29547人，13年间增长了约5倍，年均增速高达38.6%。

　　然而，大量华人移民入澳的同时，澳移民政策对移民经济效益过度重视，却至少在两个方面埋下了促使华人新移民回流的伏笔：一是华人新移民适应澳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成本在不断增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移民应该享有平等的公共待遇，以保证他们能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但为了节省公共开支，20世纪末以来，澳移民安置政策越来越苛刻：新移民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 的等候时间被延伸至两年；新移民获取养老金和残疾津贴的等候时间被延伸至10年；在获得正式移民签证前， 新移民或其担保人需预先支付一笔费用，以购买债券的形式存入联邦银行；免除以往新移民所享受的一些公共福利，如成人英语培训 ；等等。这一系列政策大大增加了华人新移民来澳后的生存压力，降低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并在客观上促使华人新移民回流。二是父母移民签证政策过于严格。新千年以来，付费父母签证费用持续上涨，至今已高达12万澳元；非付费父母签证虽仅需交纳数千澳元申请费，却需要等候13年之久(2014年9月25日起延长至30年)。过高的付费父母签证费用和过长的非付费父母签证等候期，极大增加了华人新移民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削弱了他们适应澳洲生活的能力和意愿，这使得许多澳洲人担心大量技术移民会因为无法很好照顾父母而不得不选择离开澳洲。

　　再次，澳洲就业市场狭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就业歧视现象较严重，是华人回流的重要因素。新千年以来，澳洲技术移民数量占海外移民总数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且持续攀升，2010年以来甚至高达67%，使得澳洲仅在2000年以来，便通过技术移民渠道吸纳海外约121万人，平均每年入境技术移民达十万人，近年更高达12万以上。 然而，与大量技术移民入境相矛盾的是，仅2300万人口的澳洲缺乏完备的工业体系、国内市场狭窄，所能提供的有发展前景的优质白领职位有限，职场竞争激烈，职业发展空间有限。根据澳大利亚2011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在1000余万就业人口中，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约为344万，比例为34.2%。其中华人情况稍好些，其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达38%，即便如此，仍然意味着至少20%以上的华人技术移民无缘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

　　不仅如此，华人在澳就业还面临着较大程度的职场歧视。根据澳人口普查统计，2006年，澳洲本土人口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教育背景者，比例仅为21.9%，华人移民则高达42.2%；2011年，澳洲本土人口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教育背景者，比例仅为25.3%，华人移民更增至48.6%。然而，在就业市场上，2006年澳洲本土人口失业率仅4.9%，华人移民失业率却高达11.2%；2011年时情况稍好，澳洲本土人口失业率为5.2%，华人移民失业率则为10.8%。2006年和2011年澳洲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华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约为澳洲本土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2倍，而其失业率亦大致为后者的2倍。其中悬殊，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