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黎全恩学术概论(3)
五、第五个十年(2004—2013年)
2004年，黎全恩获加拿大总督奖(TheGovernorGeneral’sCaringCanadianAward)，为其对于顾问委员会的贡献；2012年获伊丽莎白二世金质勋章(TheDiamondJubileeMedalofQueenElizabethII,2002)，为其对于加拿大的贡献；继续作为维多利亚文化遗产委员会、渥太华唐人街中华门以及多伦多唐人商业街改造荣誉顾问，以及维多利亚“金山150周年”庆典内阁成员(“150YearsonGoldenMountain”HonoraryCelebrationCabinet,2008)；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事务中心(CAPI，CentreforAsia-pacificInitiatives)会员。
此间黎教授发表了学术论文3篇，还为英文报章写了大量的文章。如2004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诞生的中文学校》、《拒收华人学生几乎引起国际争端》。2008年，域多利华人移民加拿大150周年纪念，黎教授在8月3日英文报纸“TimesColonist”上连续5版刊登《唐人街150周年》，向公众介绍加拿大域多利华人历史，而且此时期几乎坚持在域多利《华埠通讯》上每期刊出各类加拿大华人史的短篇。
2010年，是黎全恩学术生涯中不同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他的癌症控制虽然稳定，但前景的不确定，使他无法从事较长规划的写作；另一方面，他决定与学者兼新闻工作者丁果以及小说家贾葆蘅合作撰写人民出版社的学术著作项目《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958—1966)。这是黎全恩第一次涉及华侨史的通史写作，也是第一次和别人共同研究写作。黎全恩在合作的过程中，展现出提携后进、信任合作者的风范。由于该著作是在中国内地出版，且通史需要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叙述，擅长实证研究的黎全恩，在合作者分头撰写章节的同时，放手让精通全球化发展的丁果负责全书的理论叙述和定稿，让贾葆蘅善用其电脑知识，对政府出版物进行高效率的搜寻及负责史料的注释，从而使该书在三年后即2013年顺利出版。由于该书学术质量高，一出版即获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佳年度学术著作奖，随即又获台湾侨联总会2015年度学术论著社会人文科学类首奖，可谓是得到两岸三地侨社普遍认同的少数华侨史著作之一。
1.捐赠收藏，福泽后继学者
黎全恩从来没有把移民史的研究当成个人私事，而是把它与历史真相和历史公义的呈现息息相关，与未来加拿大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黎全恩全力收集史料，保存史料，但从不狭隘地隐藏资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加拿大华人移民史。2010年，黎全恩被医生诊断罹患癌症。虽然他不曾被这样的诊断击倒，但黎全恩考虑到抗癌是一个难以预料的过程，因此需要对自己收藏的宝贵历史资料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方便后人利用查找。经过认真的联系和周详的思考，2010年9月，黎全恩将自己历年实地考察并收藏的加拿大华埠资料共计80箱，捐赠给予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宬图书馆收藏。多伦多大学接收到这批资料后，也相当重视，即刻聘请专人整理。黎全恩也在这个过程中与多伦多大学积极互动，不吝指导。2018年8月，即黎全恩过世一个多月后，整理工程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利铭泽典宬将之整理出的资料分成了147箱，其中有关加拿大以及部分美国、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尤其是美加唐人街的资料占到了约100箱，其中不乏珍贵史料。起止时间甚至可追溯到1877年的卑诗省的排华文件。在这些资料中，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1890—2008)以及各地如冚巴(Cumberland)、列必珠(Lethbridge)、巴克维尔(Barkerville)洪门致公堂的原始文件，包括会馆章程、各类活动的传单、收据，以及书信、会员名单等珍贵原件，是加华历史研究中的“顶级珍品”。
其实，黎全恩在抗癌的八年期间，仍然在积极研究加拿大华人历史，并收集和整理了新一批的历史资料。在去世前，黎全恩将收集自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的1884年至1976年的十多箱文献资料捐献给了维多利亚大学档案部，这也是他对自己服务几十年的大学作出的最后贡献。在这批资料中，也有不少珍品，其中包括1902—1923年维多利亚华人的死亡与安葬记录、1884—1912年诸如捐款、自由采矿者证书(FreeMinersCertificates)、国债、祖国赈灾收据记录，以及华侨公校、1956—1976年中华医院记录等。目前，部分资料已经可以在维大的网站上可以搜寻到，有益于海内外的移民史研究专家和业余人士。
黎全恩捐赠的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大，范围广，内容细；二是珍贵史料和历史原件多；三是分类清晰，便于寻找和使用。这就说明，黎全恩在收集史料时相当用心，不惜工本，亲力亲为。同时，也因为黎全恩研究公正，毫无私心，以至于许多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和历史参与及见证者，愿意将珍藏的史料无偿赠与或者托付给他，而黎全恩一生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和托付。
2.《唐人街权力之核心》——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个案研究
在多年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的积累后，黎全恩的研究领域又有新的开拓。先前出版的两本唐人街著作，黎全恩注重于唐人街的由来、功能、外在面貌、内部结构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问题。2010年，黎全恩出版《唐人街权力核心－维多利亚的个案研究》，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研究视角，通过中华会馆的作用和影响，贯连维多利亚唐人街的历史脉络。重点对于唐人街中华会馆以及域多利华人社区领导权、华人社团领导权的变迁以及20世纪初年加拿大华社的演变，做出了翔实的叙述。
在书中，黎全恩再度提及他研究唐人街史的缘起，偶然中透着必然。1968年夏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偶然看到艾伦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纵华人的加拿大黑社会”一文。其中提到了中华会馆(ChineseBenevolentAssociation,简称CBA)是当地华人的政府(LocalChinesegovernment)，“他们颠覆了我们的法制体系……贿赂我们的政客，中华会馆将继续对抗政府的地下战争。”这是他读到的第一篇有关唐人街和中华会馆的文章。由于唐人街以及华人社团信奉“沉默是金”的原则，认为在别人的土地上生存要低调，以至于当地西人甚至是1960年代后的新移民，都对唐人街的状况不了解或完全不知，好莱坞电影里唐人街的神秘和“无法无天”，成了北美坊间的基本认知。种种种族偏见或对于加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区、中华会馆不准确的判断、误读或忽视。从中立的视角重写各地唐人街历史，为唐人街正名，正是黎全恩不停研究唐人街的主要动因。黎全恩突破单纯的学术研究，移民来加拿大的头三年就着手参与社区工作，并在之后的二十年中，陆续走访北美超过三十个唐人街，掌握一手考察的资料。
中华会馆是历史上唐人街的生命枢纽。黎全恩通过历史资料的整理，给中华会馆做出了合理的定位：中华会馆是唐人街全侨性社会经济组织，居唐人街权力结构的顶端，并且对华人居民有行使权。地位如此尊崇，故而中华会馆的正董有时就会被称为是“唐人街市长”。一直到1950年前，加拿大省市两级政府对唐人街的生存和发展漠不关心，宛如城市中的“化外之地”，故而中华会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形同唐人街社区的“政府”，并且与主流社会的社区并行无碍。因此，在华人社区的衣食住行以及排纷解忧方面，中华会馆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政府”。黎全恩观察到，即使在当今的某些唐人街，中华会馆依然居身于华人社区的主要代表。
黎全恩之所以将1884年成立的域多利唐人街中华会馆作为该书的个案案例，有五个原因。一是在1909年清政府在渥太华建立领事馆之前，域多利中华会馆曾经有25年(1884—1909)的时间，是名副其实代表全加华人的“官方机构”。二是域多利中华会馆也是全加唯一一个较完整保留了各类历史文件的机构。第三是黎全恩本人应邀做了域多利中华会馆荣誉顾问，来协助将其文件捐赠给维多利亚大学保存。这个工作持续几十年，得以不断研究并挖掘出新的资料，完善唐人街的历史叙述。四是域多利唐人街在温哥华唐人街取代其地位前的50年，其人口与商业的规模一直稳居加拿大唐人街的第一位，它至今还是全加历史最悠久、依然实体存在并且保存19世纪建筑风格的唐人街。维多利亚唐人街1995年被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遗产(NationalHistoricSiteofCanada)。作为最早来加拿大的华人第一登陆的港口码头，无论是研究华人历史的学者还是1890年前的华人后代要寻根，域多利唐人街都是他们的起点。五是，从黎全恩来加拿大起，域多利就是他的新家乡，他热爱和认同这个社区，也愿意毕生奉献这个社区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黎全恩将域多利中华会馆分成初建(1884—1885)、富商寡头体制、职能与活动(1884—1890)、机构发展(1890—1930)、民主制度转变(1900—1930)、政治主导时代(1940—1960)、正常领导权(1970—2000)等几大部分，指出了域多利唐人街与其他后建唐人街不同。在1909年前的二十年中，域多利唐人街的中华会馆长期居于类似于华人“中央政府”的突出地位，在其1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其优越的地位，也因此衍生出社区领导权的争夺与冲突，对于后人深入研究唐人街具有指标性意义。
六、最后四年(2014—2018年6月15日)
黎全恩人生的最后四年，主题仍然是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他与癌症共存，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吃喝玩乐，仍然是为了他钟爱的华人历史，即使跟家人出外旅游，惦记的还是历史的写作和史料的收集，并且成果颇丰。
2015年，黎教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2015)，他的《书写洪门历史的回忆》也发表于温哥华的《明报》。2016年，黎全恩和丁果合作，在上述通史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历史科普性质的英文著作《GreatFortuneDream—TheStrugglesandTriumphsofChineseSettlersinCanada,1858—1966》，该书得到了英文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并由出版社推荐参加相关历史书籍评奖，并由卑诗省议员在议会介绍及省议会图书馆收藏。2017年，又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
1.《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加拿大洪门历史研究
此书是黎全恩在多年来收集与采访加拿大各地洪门的原始资料基础上汇编而成，不少篇目之前已经单篇发表过。在加拿大华人华侨的历史研究中，关于洪门会党的专题研究历来不足，而黎全恩对加拿大洪门史料的收集前后几十年，相当难能可贵。1988—1989年，卑诗省省立传遗地产局(ProvincialHeritageProperty)聘请黎全恩前往淘金重镇百加委路(Barkerville)，对该地唐人街的洪门文献进行整理，从而有机会看阅到昔日洪门的秘密文件，对了解加拿大早期洪门历史提供了佐证。
此外，黎全恩也从加拿大各大唐人街的洪门民治党机关获取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他甚至亲赴英国伦敦图书馆查询原始档案。这类文件来源广泛、细大不捐，黎教授引用时一一标出资料的来源，方便研究者和读者使用。除原始文件和档案资料外，黎全恩还进行口述历史的收集。他不辞辛劳，走访加拿大各地洪门民治党的前任、现任主委、达权社的社长以及资深会员，记录他们记忆中的洪门与洪门历史，作为加拿大洪门历史的补充说明，这种抢救式的资料收集，也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由于此书是黎全恩去世前单独所着的最后一本史论专著，且在香港和各地广受重视，笔者在此做详细介绍。
黎全恩的洪门史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九章)对于洪门由来的各类传说与记录进行整理，可谓五花八门。从天地会原址、名称及来源、洪门五房分派、到入会仪式、洪门密语、天运年号以及洪拳等洪门的规矩，都有涉及。黎全恩以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发现的资料为主，辅以加拿大洪门资料加以爬梳整理，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西鲁国入侵中原为最早的时间上限，写出了洪门建立过程。福建福州府盘龙县九连山少林寺僧人被康熙封为平鲁西将军，败西鲁，得胜归朝，不受爵禄，回寺修行。后有奸臣进诡清帝，诬少林寺有谋反之心，为官军围剿，众僧人逃至广泉地面，只存五僧，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为日后洪门拜祭之前五祖。五僧结拜盟誓，号召“反清复明”。
陈近南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廿五日在龙虎山红花亭内歃血为誓，定于八月十五日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起义途中遇红气一阵，故以“洪”为姓，以“义”为号。拜浙江万云龙禅师为主帅，屡战屡胜，后万云龙身亡，起义不克。陈近南遂占算清运未绝，待气运循环，起义未迟。各兄弟领命分散各地，各开山立堂，用五色旗号，诗句、口白，去来日后为记。招各路英雄，以“洪”为姓，以“义”为号，“四海九州尽姓洪”。以忠心义气，救国救民为宗旨。改立天地日月分派，八拜结义。创立洪门密语等，用来日后相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天佑洪创立“天地会”，成立“三合军”。此后洪门又称天地会或三合会。
黎书这部分的资料，多是摘取中国各类民间记载，包括加拿大洪门内部的各类记录，也参考部分前人已有的叙论。由于少有正规的档案与文献，洪门的历史时间以及其组织、功能以及活动缺少必要的数据以及史实的论叙难度，决非黎全恩用力不足，而是不少方家共同遭遇。
黎书第二部分(十至十九章)，专注于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由来以及历史发展。其中第十二章致公堂之建立(1876—1912)，利用了采访而得的加拿大各地洪门致公堂的机关原始记录，对加拿大洪门的由来以及在各地的创建做了整理，可谓史料翔实、理据丰沛。据资料考证，加拿大洪门最早是由来加的美国洪顺堂人1863年于百加委路所建，这是洪门在加拿大之开山始祖。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各地洪门相继建立，1882年前后，皆改称致公堂。1885年，全加有23个致公堂，全部在卑诗省。黎教授利用这些一手资料，对于较大的一些堂口分节叙述，便于后继学者撷取使用。
进入20世纪，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北美洪门致公堂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国内的政治变更运动中。此段历史交织着北美宪政党、国民党在美加两国华社的活动，尤其是加拿大国民党支部与加拿大洪门致公堂从辛亥革命前的合作到民初的结怨历时近一个世纪，影响了20世纪加拿大洪门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时刻与事件。黎全恩基于加拿大洪门前辈曹建武1930年编成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手稿，分章节叙写了辛亥革命前后洪门创办《大汉公报》、孙中山来加筹款、洪门与国民党的宿怨冲突以及洪门致公堂达权社的成立原因。对于1930—1940年代的洪门历史，黎全恩根据洪门资深会员简建平的资料，记录了全加洪门恳亲大会的主要决议(1919—1944)，结合走访各地洪门采录的口述资料等，也参考了一些前人的成果，整理了1940年代加拿大洪门从致公堂改致公党、民治党(改堂为党)的大致情况。对于1950年后的加拿大各埠洪门民治党的历史，也做了简要的记录。
当然，由于身体原因和出版社的催促，黎全恩在洪门史论上也出现了一些因时间仓促而造成的遗憾。举例而言，早期洪门历史因为没有正史记录资料，而野史真伪难辨而无法深究。但进入20世纪后，在洪门史料可查证的条件下，加拿大各地洪门致公堂机关的纪念刊物、回忆录、采访人物口述等资料相当丰富，曹建武等人的资料，仅为洪门人士一家之言，黎书仅以此书为据，而没有索求相关档案文献相佐，难免偏颇。可见黎全恩至此已无力做复杂的考据，而这本来是他的长项。
2.《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加拿大华侨华人来加222年回顾
从20世纪90年代起，黎全思与西门菲沙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的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广介绍加拿大华裔对建设加拿大作出的贡献，与加国华裔合作伙伴共同制作，并成功地推出了历史纪录片《枫骨中华魂》，此片缅怀了19世纪加拿大华工在加国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贡献。之后，委员会又因此推广至编印了加拿大第一份由英语、法语以及中文的历史年表《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回顾华裔最早登陆加拿大截至2012年以来的222年，华裔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由被隔离到融合，并贡献于加国的漫长历程。
黎全恩作为交流中心的客座教授，担纲主持了上述工作。在年表出版后，委员会与黎全恩再度策划出版一系列了有关加拿大八个唐人街的小册子。从2011—2016年，经过六年锱铢累积般的工作，终于在加拿大建国150年的2017年，迎来了《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的出版。书中的八条加国唐人街，是加拿大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地标，也是加国整体历史保存的一部分。
在这系列中，加国域多利、温哥华、多伦多、爱民顿、温尼伯、渥太华、满地可、卡加利八座唐人街，每条唐人街大致循以“萌芽、兴盛、衰落和振兴”之历程。通过对其各阶段的发展概述、重大历史瞬间、掌故的叙写，配以街图、生活、建筑图片以及统计表格，这样图文并茂的展示，美轮美奂地为公众展现出鲜活的历史与城市记忆。该书不是黎全恩关于唐人街的学术著述，但却是黎全恩唐人街研究的精华中之精华，并采用了社会各界了解加拿大华裔扎根加国、华裔文化独特性的寓教于乐的展示方式，公众教育的效果更甚于专业的学术研究论文和专著。
研究历史，正是为了未来。该书的意义，也因此如其前言：“诚邀本书读者细心思考加拿大唐人街的未来。”黎全恩很清楚，他个人对唐人街的呵护，将终止于自己的生命终点，但唐人街作为加国华裔的象征，它们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却是加国华裔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宝藏。
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在去世前连同合作者丁果和贾葆蘅与出版社签下合同，要出版《加拿大华侨华人史》的下册，黎全恩并在离世前一天致电丁果，拜托其主持完成未竟的合作之书。可见，黎全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将其视为其人生最重要的志业。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精神，给后来的研究者确立了宝贵的典范。
结论
纵观黎全恩近半个世纪的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可以看到他坚持的是传统实证研究的方法，并集中在加拿大唐人街的兴衰史研究上，故而做出很大的成绩。但他又清楚地认知道，加拿大唐人街的历史，并不是庞大的故纸堆，而是有生命的历史活化石，唐人街兴起—衰落—复兴的过程，不但关系到华人历史的真相，也关系到加拿大第三大族裔在国家发展中的命运兴衰，因此，黎全恩没有局限在研究的象牙塔中，突破了从史料到课堂的教授常态，积极投身到加拿大唐人街的保护、重新规划以及复兴的过程中去，以至于他在维多利亚(域多利)唐人街的相关工作成就，让他获得了国家和社区的最高荣誉。教授和好市民的双重身份定位，让黎全恩有别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专家，获得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这样尊崇的民间称呼。
作为历史研究者，黎全恩在史料的收集和甄选上，属于顶尖的专家，但他的强项也蕴含着他的弱势，那就是对移民史的理论模式建树，黎全恩并没有突出之处。因此，黎全恩对加拿大移民史和移民政策的研究，也就没有太多着墨。然而，黎全恩是一个十分谦卑和开放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文过饰非。他在晚年与后辈学者丁果以及作家贾葆蘅合作，进行加拿大华人华侨移民通史的研究，就是要填补在这方面的欠缺和遗憾。他曾经对丁果说，我来确保一流唐人街史料的获取与甄选，你来处理通史的理论叙述，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事实证明，这种开放性的合作研究，确实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
毫无疑问，黎全恩作为加拿大唐人街史的研究权威、唐人街保护和开发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将会与复兴的唐人街一起，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启发。黎全恩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已经成为加拿大华人历史遗产的重要部分，而长久地留载史册。
我们谨以此文，向黎全恩教授致敬！
(原发表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加拿大政策发展报告 2019-2020》，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