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作者:要好好审视那场灾难

　　对话动机

　　为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同胞而设立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历时一年写作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出版。

　　今年年初，何建明在南京偶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方说，目前国内尚无一部全面、系统记述南京大屠杀的纪实作品。何建明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何建明说他的写作动机很单纯：只要没有人写它、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我就必须去写。

　　这种缺失不可思议

　　新京报：最初决定写作南京大屠杀是个意外？

　　何建明：今年年初，我在南京偶遇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朱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天他一见我，急切地表达希望我来写作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作品。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么重大的一个题材，怎么可能没人触及？朱馆长告诉我说，关于大屠杀作品不少，但系统全面的作品还是空白。

　　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朱馆长说的是事实，于是就更改了写作计划。

　　新京报：被一种使命感驱动了？

　　何建明：可以这么说。因为从写作角度而言，我之前没触碰过这个题材，我想当然地认为同题作品应该多如牛毛，那么大的一场灾难，理应是创作富矿才对。但是竟然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

　　另一方面，我本身就是江苏人，在长江口听着祖辈们讲日本人侵略的事情长大，从心理上也觉得自己该做这件事。

　　新京报：你觉得相关作品缺失的根源是什么？

　　何建明：往小处说，是我们这一辈文学工作者对历史的不负责和不关心，往大处说，我觉得和国民性和社会大环境都有关系。说起南京大屠杀，大家知道这个词，知道30万这个数字，其他都是模糊的。对于我们的同胞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屠戮和屈辱，是没有具体概念的。人们并不真正关心历史，我觉得这是相关作品缺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京报：关于南京大屠杀也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我们知道，徐志耕、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拉贝的《拉贝日记》，你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更全面和客观。既写了“被害者”亲述史，也写了从日军口中及“第三者”口中说出或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我关注了日军当事人和日本国及国际社会当时留存的许多宝贵的“自述”与报道。另一方面，写到了以往被规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形象”的叙述。

　　人性比血淋淋的场景更触动我

　　新京报：全书初稿有80万字，具体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何建明：过去这一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空余的时间。南京大屠杀涉及的史料、相关书籍、各方证言等各种资料非常庞杂，仅是书籍我就读了整整四大箱子，几千万字。书出版了，我整个人感觉被抽空了一样。

　　新京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就要和很多血淋淋的历史打交道，情绪会受影响吗？

　　何建明：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拿张纯如(华裔女作家，因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闻名，2004年自杀身亡，外界多将其自杀与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联系)举例子。

　　我是军人出身，也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写作。你说的血淋淋的东西我见过不少，所以这些不是影响我情绪的主要因素。

　　但情绪不可能不受影响，有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自己都不知道。

　　新京报：主要影响你情绪的是什么？

　　何建明：任何杀戮背后都是人性驱动的，影响我最多的还是人性本身。很多参战士兵和将领的日记、家书，那是关于战争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录。

　　非常遗憾，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中方这方面能查阅到的类似的资料很有限。但很多日本人记录得都非常细致，我在书里写了一个士兵，他的日记很完整地记录了他怎么被选中从军，怎么在兵营练习杀人，之后怎么进入南京，怎么屠杀百姓、奸淫妇女，写得都非常细，整个从人变成恶魔的过程都写了下来。

　　人性不是天生邪恶的，可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是把人性中最阴暗残忍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有个过程的。同时他们的笔下也有中国人，30万人怎么一下子就被杀光了。日本兵会写，十几人守着几千军民，心里也打鼓也害怕，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只会在扫射开始后拼命找人躲在后面，绝对不会反抗”。这些都会影响我，日本人的冷酷黑暗，某些中国人的麻木冷漠，都是人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