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画家胡一川：丹心刻画英雄谱 苍龙走笔雄强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一批青年拿起刻刀为国家命运和革命真理振臂疾呼，其中，胡一川的刻刀尤其锐利。一幅版画《到前线去》发出的呐喊震荡了千万爱国人士的心。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首任院长，胡一川对于华南美术教育影响深远。他安居于广州美院，投身于表现主义油画的创作实践中。
从民间艺术和战斗实践中汲取的经验让中国的黑白木刻蜕变为活泼靓丽的套色木刻，胡一川的木刻成为中国木刻版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与徐悲鸿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又在数年之间先后南下创建中南美专和广州美术学院，培养了几代优秀的艺术人才，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功勋卓著的教育家。
作为率真浪漫的艺术家，他的前半生用艺术追随革命，以木刻的形式表现时代；后半生则在油画创作上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少见的“双画大师”。胡一川在晚年迎来了火山喷发般的油画高产期，他独特的造型、线条、色彩和情趣备受名家称赞，让中国现代油画具备了另一番面貌。骨子里的艺术追求让他始终保持着融化现实、超越现实的艺术表现力，成就了一颗温柔敦厚与铮铮傲骨融为一体的雄壮灵魂。
结缘木刻:木刻导师辟前路 革命少年志求真
1910年，胡一川出生于福建西部农村一个贫穷的华侨家庭，原名胡以撰。儿时家境贫寒，9岁那年，母亲因鼠疫病逝，胡一川承担起了照顾三个弟弟的担子。12岁时，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其身在南洋的父亲让水客把他和弟弟带到了爪哇；15岁小学毕业后，他只身返回国内。
童年时代的胡一川有着坚强的个性。他喜欢在野外的河里游泳，喜欢夜晚躺卧在厨房的柴堆里听祖母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还喜欢在大自然中观察蝴蝶富于变化的颜色，看风筝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或者纵情唱歌。这种勇敢精神和富有自然气息的浪漫情怀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印尼，一位从上海美专油画专业毕业的小学教员陈文美发现了胡一川的绘画天赋，便开始给他上了启蒙的一节课。
1925年，胡一川独自回国，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学习，不久升入集美师范部，师从张书旗学习泼墨国画。期间，国内发生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此时恰逢鲁迅先生到厦门，鲁迅先生激动人心的演讲激起了胡一川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做一个爱国、爱艺术的人的毕生信念。
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开始接受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当时的校长林风眠受法国画派的影响提倡“色彩的解放”。在这里，他师从潘天寿先生学习国画，师从吴大羽学习水彩，还跟随法国画家克罗多学习素描和油画，奠定了良好的美术功底。该年冬天，胡一川积极加入了我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一八艺社”。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很早就开始从欧洲引进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西方艺术思想，他对以波兰画家珂勒惠支为代表的木刻艺术的推介尤为用力。当时的一八艺社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青年，如李可染、季丹春、胡一川、刘梦莹、王肇民等。
鲁迅为展览撰写《一八艺社小引》。“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这一评价不仅确立了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标志，也给了“一八艺社”的青年艺术家们很大的鼓舞。鲁迅先生参观展览后非常感动，特别提到了“胡以撰君的几幅木刻作品”的难得。胡一川从鲁迅的激励中，树立了投身革命艺术的坚定信念。在此期间，胡一川以比较成熟的刀法和独特的风格创作了《征轮》、《饥民》、《流离》、《恐惧》等黑白木刻作品，大胆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生活的艰辛。
1932年，胡一川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以此经历刻成的套色木刻《闸北风景》，成为中国现代版画中最早的套色木刻作品。此后，他又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失业工人》、《到前线去》、《怒吼吧！中国》等木刻作品。《到前线去》则成为新兴木刻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1933年，胡一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工联，参与编辑《工人画报》。他参展“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的几幅作品被鲁迅购藏。同年7月，因从事地下交通和文件保管工作，胡一川被捕。
在上海的监狱里，胡一川与邓中夏同居一室，受到其深刻感染。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十分紧张，由于国民党杀害了许多革命志士，外界都以为胡一川也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势里，胡一川同狱友一起参加了绝食斗争，使得他和邓中夏被钉了四十天脚镣。但他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在狱中经常唱歌、读书，画画没有纸笔，就用手插在裤兜里在大腿上画，还请难友们当模特作画，在狱中还创作了木刻连环画《大兴纱厂》。
投身延安:轻骑奔突浴战火 文艺阵线创新刻
1937年，胡一川扮成商人，经杭州、上海、西安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儿童剧团”和“抗战剧团”工作。胡一川就接连创作了《组织起来》、《卢沟桥战斗》、《消灭汉奸托匪》、《交公粮》等一批作品，成为延安新木刻第一人。
1938年5月，周扬把他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教员，并嘱托由他主持成立一个“木刻研究班”，将来到延安的众多木刻工作者团结起来。胡一川迅速组织人员在延安鼓楼下办了五期木刻壁报，沃渣、陈铁耕、江丰、马达、焦心河、罗工柳、华山、彦涵等都是当时的成员。
在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时候，研究班出了一本木刻集，分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胡一川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木刻轻骑队，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木刻抗日宣传”的主张。
这一年冬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胡一川组织了“鲁艺木刻工作团”(简称“鲁团”)并任团长，深入敌后开展斗争，渡黄河、越吕梁，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作战地宣传，他们的木刻作品和展览鼓舞了军队的斗志。他们继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办了副刊《敌后方木刻》，作为宣传阵地。这段时间，他们跟随八路军前沿部队一起出生入死，见证了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正是这段广泛参与体验战斗的经历，让他们与武装部队一道，成为敌后抗日斗争的另一支“木刻战斗部队”。
胡一川主张，艺术创作不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应该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他们采用了民间印染法，用染布颜料和有光纸夜以继日地赶印一万多张套色木刻年画。两个钟头之内，被集市上的群众蜂拥抢购，顷刻卖光。
此时的胡一川基本从过去的油印黑白木刻转向了水印套色木刻，艺术表达和色彩应用具备了更高的审美风格。他们进而建立了一座木刻工厂，用手工操作扩大木刻宣传品的印刷。这时期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作品。此外，胡一川不忘木刻教学，在许多地区开展“木刻训练班”，这种应时之需、配合战斗的训练班吸收了一大批新学员，形成了敌后抗日艺术斗争的燎原星火。即便是受伤住院期间，胡一川还专门为木刻教学编写了一本《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简史》。
这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根据地艺术创新的新路，即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实际中开展创作。它蕴含着“文艺与生活的结合”、“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深刻内涵，具有开辟性意义。胡一川的艺术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文艺方针相契合。座谈会后，胡一川更加受到鼓舞，连续创作了《不让敌人通过》、《胜利归来》、《牛犋变工队》、《攻城》等一批优秀的套色木刻。
1945年8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胡一川奉命转至张家口的华北联大。由于胡一川的艺术主张过于独特，在华北联大受到了“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坚信自己在套色木刻上将现实内容和表现主义形式结合的创造路线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现在你们不懂我的画，再过几十年你们就会认识到我的作品的价值。”
张家口解放后，一个偶然的机遇，胡一川发现了一套日本人留下来的油画工具和材料，立刻买了下来，他早年对色彩和油画的热情得到激发，从此开始创作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