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大马“丝路印记”：千年前已有中华文明痕迹

　　马六甲，一个我们从小就在历史书里认识的城市。这个因为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而崛兴的城市，至今仍然存留着“明朝的天际线”。这个城市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亲切，就让《广州日报》“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采访团东南亚组在马来西亚的“丝路寻访”从此开始。

　　在马六甲，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传奇有很多：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两次途经，五次登陆，设大型“官厂”，兴水上贸易；还有传说中为纪念郑和传奇而命名的三宝山、三宝庙、三宝井……

　　当然，马来西亚的“丝路印记”不只留存于马六甲。

　　在吉打州日来峰和穆达河之间的“布秧谷”，公元2世纪时的狼牙修国遗址，在遗迹挖掘中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钱币，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初就已抵达马来的见证。

　　在马六甲北面的槟城，就是郑和航海图上的槟榔屿，曾是郑和船队的淡水和食物补给地。

　　今天的马来西亚人，依然对广州的丝绸情有独钟，每年两次的广交会，更是许多马来西亚商人必须要来的盛会……

　　用马来西亚首相府对华特使黄家定的话来说，马中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访马时所引用的马来谚语：切水不断。而丝路，也从未断过。

　　遗迹寻访：马六甲满城难寻“镇国山碑”

　　黄昏的马六甲河口，阳光依旧猛烈，河面金光点点，宛若绸缎。偶有一两条游船逶迤而至，划破缎面的平滑。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河，静谧如斯，让人难以想象它昔日的喧嚣与繁华。

　　河口的那座桥，叫陈金声桥。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郑和随从马欢的《瀛涯胜览》。那是1412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马欢首次随他出航。马欢这样写道：“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进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在其间买卖。”

　　据说，当年郑和的船队一到河口，马六甲王朝的百姓便会倾巢而出，拿出家里的胡椒和香料，前来换取船队带来的丝绸、瓷器和中药。其间盛况，可想而知。

　　如今的马六甲河口，已成旅游景点，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但河面已经越来越窄，昔日航运的功能已失，河上贸易的盛景难再。而陈金声桥也早已不再是当年那座“上造桥亭二十余间”的木桥，变成了一座只容两个车道的水泥桥。在无数次战火的洗礼下，这座桥不知道已经重修了多少次，更名了多少回。

　　马六甲，古称满剌加。马欢在《瀛涯胜览》写道：“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王，只有头目掌管……永乐七年乙丑(1409年)，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然而，当年明成祖所赐的“双台银印、冠带袍服”以及“镇国山碑”，如今所在何方呢？记者在马六甲寻访两天，终无所获。

　　船队“官厂”在哪早已成谜

　　当年郑和船队登陆马六甲时，马欢在《瀛涯胜览》的描述是：“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桓，高四门更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厂，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在郑和留下的航海图上，的确也曾在马六甲特别标注了“官厂”字样。

　　可是，郑和当年设“库藏仓厂”的地方究竟哪里呢？马欢文中并未提及。记者“翻遍”马六甲城，也遍寻不着。

　　马来西亚郑和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源瑞已年逾八旬，却仍是个超级“郑和迷”。他说，当地华人更愿意相信当年的“官厂”就设在三宝山。“我从小听过‘七星坠地’的传说，传说郑和船队当年在三宝山一带挖了七口井。如今三宝山下的三宝井就是其中的一‘星’。”

　　然而，记者前往三宝山和当地博物馆寻访时，并未发现此山跟郑和船队有关的文字记录，更无有关“官厂”的记载。三宝山下宝山亭里的石碑文字显示，三宝山之名，仅源于它由三座小山连成。在马六甲王朝遗民留下的《马来纪年》里，倒有一段传奇：三宝山是当年的马六甲苏丹满速沙送给他的华人妻子汉丽宝郡主和她五百位随从的居所。同样，宝山亭旁的三宝井碑文也显示，此井也称“汉丽宝井”，是苏丹满速沙下令为他的妻子汉丽宝而掘。

　　狼牙修国遗址发现中国钱币

　　在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执行总裁王琛发教授的“丝路”概念里，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初就已抵达马来西亚。王琛发说，郑和的随从费信在《星槎胜览》就曾提到他们在马六甲当地遇到过“唐人种”，可见在当时，中华文明早已在南海各地开枝散叶。

　　当年最早的“丝路”登陆点，就位于马来半岛西北部、离槟城两小时车程的吉打。位于吉打州日来峰和穆达河之间的布秧山谷掩映在一片热带雨林中。这里是马来半岛上历史最早的印度化王国——建于公元2世纪的狼牙修国的遗址。遗址几无游客，显得沉寂而苍凉。如今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还曾是唐朝义净法师等众多华僧停留、学习和翻译经书的地方。在规模不大的布秧山谷博物馆，1500多年前的各类文物，静静陈列。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中国的铜钱、石头雕刻品和瓷器。在很多瓷罐、瓷盘、瓷瓶的展品说明中，还标有“在当时的贸易中极受欢迎”的字样。“这就是最早‘丝路’遗痕啊！”王琛发感叹道，“在宋代，中国铜钱曾是称雄东南亚的‘国际货币’，当时，一船一船的铜币从中国运往南海诸国用于流通。”

　　“郑和七下西洋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朝贡贸易最鼎盛时期，但他没能阻挡大明帝国新统治者因国力不继而启动海禁。”在王琛发看来，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官方海上丝绸之路几近沉没。

　　可是，“丝路”之后，还有“丝路”吗？王琛发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槟城海珠屿，有一座立于嘉庆六年的大伯公庙。“这个大伯公庙，祭拜的是谁？是天地会之魁杰、带领大众开拓南洋的张理。”当年，一批又一批“明朝遗民”，家国梦碎，被迫成了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南海丝路”的开拓者。“这些‘明朝遗民’们其实仍然是以‘丝路’的方式在南洋生存。”耐人寻味的是，于20世纪初出任清朝新马总领事的张弼士，却以朝廷官员的名义给大伯公庙送去了“丕冒海隅”四字匾额，匾额至今悬挂在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庙堂正中。同样，晚清政府还御封了槟城极乐寺。“至今，在极乐寺，仍然可以看到光绪皇帝所题的‘大雄宝殿’和慈禧太后题的‘海天佛地’。”王琛发认为，“可见，‘丝路’之后，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直都还有重圆‘丝路’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