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发布(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如何？新时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分别从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传统音乐、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盘点，并提出了新时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民间文学：法律保护仍存在缺失

　　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非遗10大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

　　民间文学还面临着继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2015年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了一则演员贾玲编创的小品《木兰从军》，节目播出后，有人指责贾玲“颠覆”、“篡改”花木兰形象，破坏中国民间文学。这起“恶搞花木兰”事件不仅是一个改编民间文学的典型案例，而且是近年来对民间文学经典改编的缩影，由此凸显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缺失问题。

　　传统曲艺：40余项曲艺类非遗代表项目无国家级传承人

　　截至2015年，在国务院公布的1372个代表性非遗项目中，曲艺有127项，在1986名传承人中，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继承人，显示出了曲中传承的不均衡(如苏州评弹现有国家级传承人5人)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

　　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人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传统音乐：从“申遗热”到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民歌类12项，民间乐器类10项，说唱音乐1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3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

　　传统音乐的保护中，“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迎来了新的光景，在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位居前十大门列前列。如今传统音乐更是从“申遗热”走向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生动尝试，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以名歌体验、观看民歌实景演出及近几年堪称热潮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传统技艺：上海、陕西贡献较大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 ，上海和陕西分别贡献了16%和22%的比重，领先于其它各省。

　　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传统医药：远远低于其它类别的非遗项目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所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区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

　　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速，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均数目甚少。2015年，在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医药项目非遗合计仅有23项，占总数的1.68%，扩展名录中收录的传统医药非遗项目也仅有22项，占总数的15%。名录中收录的传统医药非遗单项项目远低于其它类别的非遗项目。

　　宣传仍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报告指出，2015年是中国新旧五年规划交替时期，也是国家社会发展政策出台的密集期。在这一新语境、新背景下，中国非遗保护政策保护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但是上述涉及的非遗保护面临着继承人少、项目失传、法律层面保护缺失、缺乏创新等难题依然是阻碍中国非遗传承的一重重大山，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报告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宣传”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与重心。非遗宣传要做到“入于眼，进于心，践于行”，一方面要宣传国际公约精神和国家非遗政策，让民众理解非遗保护宗旨、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宣传方式，除了论文、书籍、报纸、电视、电影、现场展示等外、还要充分利云互联网、手机应用的程序、现场体验等方式来宣传非遗。

　　二、理论研究要加强，非遗保护规范化工作也要加强。要对中国特色的理论加以总结，要处理好多样性文化与操作性标准之间的关系，使非遗保护科学化，规范化。

　　三、非遗保护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要加强，提高非遗保护和生产的效能。

　　四、协调非遗保护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支持关系，要从输血和造血，从政府包办到民间自觉转化。(于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