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作家张翎谈叙写中国故事：在“错位”中成长

　　中国侨网12月9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河流、瓶子、手表、钱包、麻雀、老鼠、苍鹰……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物体，在文学创作中可以成为叙述者，通过物和人的互动，产生交融和反射，进而创造故事、感动人生。这便是作家张翎在其今年初发表的新作《流年物语》中，对于其传统的叙事方式上的突破。日前，在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接受了《侨报》的专访，讲述了她此次参会的收获，并畅谈了她对于写作的敬畏、坚持、成长和理想。

　　敬畏：有两样东西我一直不敢写

　　作为一个独立的海外华文作家，张翎仍在用一颗敬畏之心，探索着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每一隅。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不敢写的。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当下的中国。”谈及自己的创作，张翎向《侨报》诉说道，其实也并不是不敢写自己，而是觉得“自己”还不值得写。“一方面我觉得‘身在此山中’，看不清楚自己，另一方面觉得无论我个人经历了再多，与我之外的那个世界相比，都还是渺小的。写自己的话，对我也没有意义，对其他人也启发不大。”张翎谦虚地表示，她的写作题材都会比较关注“我”之外的那个世界，小说里自传的成分非常少。

　　“还有一个令我心存恐惧、忐忑不安的是当下的中国。”自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后定居于多伦多市，张翎已离开中国30年了。“我几乎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尽管经常回来，但我感觉自己只是过客，丧失了局部的清晰感。”

　　张翎坦陈自己对当下中国的观察是肤浅的、不着地的。“隔着一个距离看故土时，看到的是整体，却丢失了细节。但人在其间时，能看到细节，是有质感的、具象的，却又可能丢失了整体感。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被冠以“海外华文作家”的张翎，在谈及与大陆作家在创作上的区别时说道：“海外作家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错位的’。”这种错位感来自于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因为在一个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用母语汉语来写作，再又投回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出版市场，这是个很严重的错位。作者跟读者、评论家、出版界的关系，相对来说是疏远的。”

　　不过，对于一个在创作的道路上“成长着”的作家而言，张翎也看到了其中自己能把握的优势——把写作变成了很简单的事。随着时间的积累和写作的成长，张翎也逐渐清晰地意识到，“局外人”也是能有看法的，有平等表达的机会，看法本身没有对和错。“这就是成长，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感觉恐惧了。”

　　坚持：用母语去写作才能“传神”

　　1983年，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她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7年外国文学的学习经验，也给予了张翎写就一篇通顺达意的英文作品的能力。然而，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

　　当被问及为何没有像谭恩美等华裔作家一样用英文创作时，她回答道：“做这种选择，最主要的是出于我对语言的感觉。”写作的工具是语言，用英文创作的话只实现了“达意”的部分，很难进入“传神”的状态。她表示自己不满足于达意，不满足于仅仅写一个通顺的故事。

　　为了更让记者了解到这种“传神”赋予作者创作的那种“完完全全进入自由的状态”，张翎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把母语像铁丝一样弯成任何一个形状来表达作者的情绪、氛围，这种语言的微妙感在非母语里很难找到。就像做菜一样，小说是一盘菜，我觉得使用汉语这把菜刀非常锋利，让我使用英文这把刀也切得动菜，但使用起来却没那么锋利和顺手。”

　　用汉语进行创作，给予张翎在写作过程中那种畅快淋漓的享受，她也将这种创作的乐趣分享给了中国的电影人。她的小说《余震》改编成了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小说《空巢》改编为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电影跟小说是两码事，电影和小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张翎用《余震》和《唐山大地震》来类比，“电影讲的是很温暖的东西，小说是很严峻的。在这场灾难里，温暖也存在，冷峻也存在，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看见事件立体的、多维的样子。”

　　正因电影的影响，张翎的小说也受到了更多关注。在很多场合下，别人在介绍这位作家时往往会不经意地加上一句“这位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作者”。对此，张翎表示“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很高兴通过大众媒介(电影)的形式把自己小众的小说介绍给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读者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某一部作品。

　　在《余震》和《金山》之后，张翎也发表了不少作品，如《阵痛》《流年物语》《死着》。她表示用一部电影来注意她的小说是很好的，但不希望别人用一部电影来定义她的小说。“我希望以后大家会介绍，这是《死着》或《流年物语》的作者。”

　　“在我完成《金山》之后，很多人认为它是我写作的顶点。我此生是否还能爬过这座‘山’，我不知道。”张翎此前这样公开评价过自己的作品。如今，她则对于当下正在努力的自己表示了认可：“《流年无语》是我创作生涯中的另一道风景。在这本书里，我自己完全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成长：海外华文文学已不止“三驾马车”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谈及此次参会的经历，张翎兴奋地表示，通过这次会议，她有幸见到了很多在文字里已结识了很久、但之前都未曾见过真人的作家，在文字之外，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擦出了火花。“比如我见到了范稳老师，我感觉跟他的交流已经很久了，但其实我们之前都没见过面，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次正好把对一个心仪的作家的想象力，落到了个体身上。”

　　她也表示会后自己深刻体会到，对文学创作多元性的包容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准，她更期待着中国文艺、文学能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更加繁荣的状态。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张翎也深有体会。此前，张翎曾被与严歌苓、虹影一起被喻为引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三驾马车”。对此，张翎则笑言：“其实远不止‘三驾马车’了，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几十驾了。‘三驾马车’可能是比较早的状况。”

　　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版图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写得很好的作家涌现，“像陈河陈谦等男女作家都有很好的作品出版，现在已经不是所谓女性作家独当一面的状态了。” 张翎认为，最好不要用性别来划分文学创作，虽然女性观察世界的视角有一定的特点，但人类观察社会的体验大体是共通的。

　　理想：始终想做个有思考的作家

　　而今，与这一大批作家“并驾齐驱”的张翎，还一直坚持在从生活出发，开辟自己创作的新天地。以往，作为听力康复师的她，能以此为观察生活的一个窗口，接触到退伍老兵或难民等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并启发写作。

　　自从开始了全职写作后，张翎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回归阅读和旅游，通过这种间接的生活体验来让自己的写作有更多成长。“我年轻时阅读的主要是欧美的经典作品和中国的名著，之后慢慢开始对非虚构性的作品产生兴趣，譬如回忆录或自传性小说这一类。”张翎希望将自己的阅读经历分享给读者，影响他人对于回归阅读的兴趣。“现在我觉得自己又到了另一个阶段，我现在在开始探讨非英语系国家的作品，比如南美的、西班牙语系的、以色列的、伊朗的……这些地区的作品以前从未进过我的阅读视野。”

　　“我很喜欢与大学生沟通。”张翎对中国当代的大学生们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群体里，很可能会产生许多中国未来的文学家和文学鉴赏家。”所以，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更多的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作为一名写作者，张翎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工具书之外的“闲书”。“因为人光有用是不够的，人还要有趣，要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

　　在她看来，阅读是生命中很重要的环节。“在过去，我们会说‘扫除文盲’。”张翎回忆道，“现在大家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我希望大家能腾出一些时间关注文学作品，因为写作是一个艰难却又极其有趣的世界。”

　　正如她的建言一般，张翎也依旧保持着满满的新鲜感和年轻的心态去接纳新知识和新思考。“在我的行走之中，看我的灵感会带我走向哪里，什么样的题材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下一部小说。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会写很多小说，不给自己设置框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

　　“我始终想做一个有思考的作家、个体化的作者，尽我的能力写好我心里想表述的中国故事。”在她看来，每一个作家的视角都是独一无二的。她希望自己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还在努力探索和成长。”(刘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