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97：“和国家一起成长”

　　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已经离开澳大利亚多年的他，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说。

　　新东方教育集团副总裁周成刚，1995年刚到澳大利亚留学。有一天他在公园里坐着，一个当地人从身边走过，踢了他两脚。“倒是踢得也不重。”尽管这两脚让周成刚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没有办法”，“可能是这地方不能坐，咱们触犯了人家的规矩吧。”

　　某种程度上，当世界接纳了开放的中国后，隐约而至的“冲突”，必然将取代初见时的热情招呼。“去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生存能力强，不可避免要抢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抬高当地房价，甚至逃税、打黑工，难免让当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时候去租房，房东都不给中国人租！因为中国人天天烧菜，会把油烟机熏坏。”

    周成刚对记者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中国建设现代化持怀疑态度。”吴建民说，“1989年后，苏东剧变，原先由于共同应付苏联而搁置的误解和偏见就大大爆发了，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称中国改革完蛋了。”1995年来到美国新泽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学生任贝贝的经历，或许能成为“偏见”的注脚。“我的英语老师竟然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在中国吃不饱饭。”她说，“还有历史老师，他看了我带来的春晚录像带，居然问我说，中国的男人不是应该穿马褂的吗？”一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婶婶时，婶婶居然上街买肯德基招待他们，而且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平时都不吃，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她总觉得肯定比我们生活得强，听说中国有什么了都挺吃惊。”这位留学生说。

　　十几年后，当周成刚坐商务舱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时，还依然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悉尼锯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他对本报记者说。

　　很多时候，这种成长意味着忍受偏见，但更多的时候，成长着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实力的认知。而正是这种“成长”的感觉，促使许多在国外的中国人，选择了回到中国。

　　任贝贝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她依然辞去了在纽约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担任著名节目《摩天轮》的主持人。她记得2006年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中国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国长大、只有10岁的表妹在听完《二泉映月》后拉着任贝贝大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