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9：“我们更自信了”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巴黎的留学生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

　　1965年，吴建民大使初到刚果(布)，参加反殖民主义纪念会，一下飞机就被刚果青年包围，他们高唱“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令吴大使深深感动。

　　而如今，旅加作家、前非洲商务工作者陶短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非洲人已经知道“东莞”；他们甚至能区分出一件衣服是中国北方的货还是南方的货，并以此砍价。

　　刘翔熙生于1982年，他的爷爷曾经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二等功，而2000年移居美国的刘翔熙在2005年成为一名到巴格达执行任务的美军士兵。“父亲那一代人的不满还是很多的，经历过很多斗争、改造，耽误了青春。”刘翔熙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我们是80后，物质生活丰富，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大家对中国是有认同的。”

　　所以刘翔熙就认同着汉语，他不接受父亲给他取的英文名，坚持用汉语拼音“Xiangxi”。

　　尽管有一次在一户华人家庭刘翔熙讲中文逗婴儿玩时，婴儿的妈妈竟然觉得他“‘污染’了婴儿学习纯正美语的环境”，但是，如今美国的中学里已经有中文课可以选修了，而仅仅4年前，美国中学的外语主要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学法语像是一种“品味”，而学西班牙语是因为美国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现在，美国人知道姚明、章子怡、郎朗，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任贝贝说。

　　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压下中国屹立不倒，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也由此开始一个关键的转折。而“中国制造”伴随着“中国威胁”，令海外中国人的感受也渐渐复杂起来。2008年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时的遭遇，让很多海外的中国人都坐不住了，包括芝加哥大学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刘旸。4月9日，她与几个同学特地来到旧金山，为奥运火炬的传递加油助威。

　　刘旸认为美国人也会“将心比心”。实验室的美国同学告诉她，感觉现在身边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以前有人形容的那种“激进的”、“对中国政府不满的”，或者“整天只是待在中国城的”中国人了。“他们信任我，也不会只完全相信媒体上的东西。”刘旸说。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星红旗与“雪山狮子旗”狠狠地冲撞并纠结在一起的样子。那天，面向马路，刘旸紧紧攥着国旗，站在两个藏独支持者中间回答他们的质问，关于人权、宗教、民主和自由。“我们争辩，我们因为看到美国人和藏独分子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看我们也似乎同样如此。”

　　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沈祺，于是也在“战斗在法国”论坛上成立了集会筹备委员会，准备抗议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沈祺2004年来到法国。此前，沈祺认为自己在法国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一面打工，一面还在班上拿了好几门功课的第一名，“比法国人都牛”。但去年3月的事情让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10人左右的“筹委会”高效运转起来。“有的人负责和警察不断交涉；有的人负责收集资料反驳对于西藏、奥运的不公正报道；有人负责联络华人华侨界；有的人负责召集留学生；还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媒体联络，他们熬夜写通稿，用法语、英语，给法新社、美联社、《费加罗报》、《解放报》、《世界报》……”

　　最终，在4月15日，巴黎有近万人进行了集会，他们反对藏独、支持奥运、反对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形成巨大的影响。

　　沈祺也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身边的法国人，他每天晚饭时都与法国的房东夫妇讨论中国的政治和民主、西藏等问题。在萨科奇接见达赖之后，房东居然会主动跟他说：“亲爱的沈祺，我们为我们的总统感到羞耻，我们必须诚挚地向你道歉……”

　　通过工作的关系，沈祺还与曾经导演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著名导演PeterSellers相识。在了解了沈祺现在所做的事之后，Sellers感慨地说，“中国人真的变了。”“是的，我们更自信了。”沈祺说。

　　芝加哥大学的刘旸说，在去给北京奥运火炬加油之前，自己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如此地爱着这面五星红旗。沈祺也说，在海外4年，最自豪的一天就是和房东一起看奥运开幕式的时候。他说：“最后在姚明举着国旗出场，我的眼睛里真的有眼泪，但我忍住了。”(张哲 徐臻 王存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