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语言文字来描述严隽琪，不太容易。在她的举手投足间，你可以捕捉到江南女子那清丽的温婉，不过，大多时候，是长年从事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富有逻辑的严谨，还有，多年政府官员岗位历练出来的从容与持重。

　　当然，你走近了她，迎面扑来的，温暖你的，定是那从她骨子里浸润出来的一份感恩的心态。当她淡然谈起过往，你会感觉，如沐春风。

　　也许，更能打动你的，是汩汩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爱国报国情怀，父亲的音容笑貌早已流逝在历史长河中，而他的风范却融进严隽琪每一颗思想的细胞，父亲赠予其弟子的“有志、有知、有恒”的励志名言，也像浸染了父亲的灵气一样，鼓舞着，呵护着她勤学不辍，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

　　人活在世上，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严隽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留美，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时，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立志教育救国，创办了福建农学院，后来又被复旦大学等5所大学聘为教授。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搞细菌战，从事生物、昆虫研究的父亲毅然报名要到前线去，军装都做好了，可惜癌症发作，英年早逝。)

　　记者：父亲去世时，您才6岁。母亲一个人抚养你们5姐妹，一定很辛苦。父母留给您的，是怎样的一种记忆？

　　严隽琪：父亲只停留在我母亲的叙述中，以及父亲的学生对他的回忆里。但是，他那种教育报国的情怀，对我无形中起了很大的影响。父亲去世时，我们5姐妹，最大的9岁，最小的2岁。当时，我父亲有4个兄弟，商议要一家抚养一个。但是母亲讲，孩子已经失去父亲了，不能再失去母亲，她坚持自己抚养。我母亲也是一位非常坚强的知识女性，她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个时代，像母亲这样能上大学的女子并不多。母亲一直跟我们说，女孩子要自立，女子不必不如男，你可以嫁个好人家，或者靠父母，但这些都不由自主。这句话我从小就听，对我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

　　1962年，我和二姐同时考大学，当时家里确实经济拮据，母亲无奈地试探我俩是否有一个去考中专。我和二姐不懂母亲的难处，都以沉默回答她的探问。母亲见状就说，那你们就凭本事考吧，只要考上了，我啃石头也要供你们。结果二姐考上了中国科大，我考上了上海交大。母亲的确是咬着牙供我们读书。她在大学时读的是英语，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没有用，俄语才有用，母亲就每天下班自学俄语，然后翻译俄文剧本和小说，换点钱。后来，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就卖东西，卖了多少细软我不知道，但是卖家具我是知道的，电风扇、沙发、衣柜，最后，屋里都空了。母亲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5个女儿。

　　记者：事实证明，她有了5个女儿，就有了一切。你们5姐妹都很孝敬她，听说，您第一次开工资，就把钱全交给家里了。

　　严隽琪：大学毕业正值“文革”，拖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因为有海外关系，保密单位是不能去的，上海也不能留，最后就分到煤矿去了。虽说那时就是当一名井上的维修工人，还是很高兴。因为工作了，我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了。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几个月放在一起发，有280块钱)，马上拿回家，给小妹买了一辆自行车。

　　记者：您在煤矿差不多当了10年工人，这个阶段，是您刚刚走向社会，对您而言，它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严隽琪：这10年，一是增加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让我感受到了工人的那种善良和纯朴，体会到了人世间那些美好的东西。他们很照顾我，而且聪明能干，在实用技术上有许多让我钦佩之处。我在那里交了很多工人朋友。

　　(1978年，严隽琪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振动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4年她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丹麦技术大学学习。)

　　记者：您出身书香之门，对念书也许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与天分。在同样有念书天分的人中，您也许是最愿意为此付出的了。所以，您在丹麦技术大学只用了两年就拿到通常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