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方 正

    项堃在“反右”斗争中惨遭构陷，随后便在银幕上销声匿迹。1962年复出后，遂以在《停战以后》(以下简称《停》)和《在烈火中永生》(以下简称《烈》)等影片中的表演，让世人称道。然而，项堃在拍摄过程中，却别有一番让人匪夷所思的经历，个中缘由皆出于“反右”和三年自然灾害给他精神和肉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负重任紧急进京

　　未演戏先入医院

　　1961年始，蒋介石开始叫嚣“反攻大陆”。中国政府除军事备战外，还在其他领域有所举措。

　　1962年春，山东省委派人携带着北京市委彭真同志的信函，来到位于济南的山东艺术专科院校(现山东艺术学院前身)，请时任该校表演系主任的项堃立即赴京，参加北影已成立的《停》摄制组，扮演驻北平军调小组国民党方面总代表李国卿少将这一重要角色。这个电影的上马，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此刻，谁又能想到即将独任艰巨的项堃已然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身。其表现症状之一，就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尽管有时他自己并不察觉。当然他的精神是极为振奋的：在这种时刻，作为一个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人，能参加这么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铭感五内的项堃决心要演好角色，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项堃此番进京不同寻常：一是全家5口(夫人阮斐和3个孩子)的户口全部入京。1962年前后，为严格控制北京市进入人口，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五人小组。其实，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戈(在《南征北战》中饰我军师长)就是只身被从长影调往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艺术团顾问的，可见控制之严。二是项堃登上火车后才发现：自己独占了一个4人用的软卧车厢，这是有关方面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和身体健康而特意安排的。山东省委向列车长郑重交待，一定要将上车前已服用了安眠药的项堃安全送到北京。三是任务重大：一拍北影的《停》，再拍长影的《独立大队》(以下简称《独》)，三拍八一厂的《苦菜花》，四拍珠影的《逆风千里》，五拍北影的《烈》，而且统统是主演。有关方面要求将拍片时间错开，安排好，保证拍摄顺利实施。

　　正所谓：天意如斯，人意如斯，众目企盼项堃至。

　　当列车在北京火车站徐徐停稳时，项堃看到接他的小轿车已开到了车站的月台上。接他的北影资深工作人员老王一眼看到行神清肃的项堃，便兴奋地上前紧握他的手说：“你可来了，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李国卿这个角色难度很大，北影厂的人都说此角非你项堃莫属！”

　　小轿车径直开往北影厂。《停》的导演成荫与项堃算是老友重逢(成荫是《南征北战》的导演)。性善德高的成荫深情地对项堃说：“周总理对你调京很关心，他对我说，听说项堃在武汉(实是在济南，总理未记准)，身体不够好，一定要保护好项堃的身体。”

　　老友寒暄叙旧须臾，车又将项堃送到当时北京市属第一流的积水潭医院。这里没有高干病房，但院方还是给项堃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并向文化部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保证18天之内让项堃的精神安定下来，能正常工作。

　　办住院手续时有秤体重一项，随着项堃飘虚的双脚踏上磅秤，年轻的小护士“咦”了一声：“怎么才46公斤？一个男子汉，这么高，还没有我重呢！”

　　项堃以他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各界的格外关注，同时他孱弱不堪的身体也让各方十分关切。项堃的身体为何跨到如此田地？事情还要追溯到5年前的“反右”斗争和继之而来的天灾人祸。

　　“小园地开花”招恶果

　　身处逆境神色摧

　　1957年，上影厂将改为天马厂，其时先为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团务委员、后是天马厂演员剧团的部门长(相当于现在的团长)的项堃有关心青年演员业务成长的责任。他针对当时许多青年演员是从华东和华北部队文工团抽调上来的话剧演员这一具体情况，提出了一套电影厂培养电影演员从理论到实践的方式方法。

　　积极支持项堃的天马厂厂长将这套办法命名为“小园地开花”。讵料在“反右”斗争中，“小园地开花”成了向党争夺青年的反动口号。遭此遽然打击的项堃痛彻肺腑，他常于恶梦中哭醒大喊：“我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项堃早年追求进步，坐过国民党的大牢，抗战中曾随陈嘉庚赴南洋宣传抗日，40年代与周总理在重庆结成亲密关系，解放初坚拒去香港……唯其如此，项堃锥心的悲恸才是难以名状的。

　　1959年底，项堃的夫人阮裴并上影各个部门的42个同志调山东电影厂(当时全国各省都一窝蜂筹建电影厂)工作。在家闭门思过两年的项堃并不在其列，他是作为家属随后去山东的。

　　在济南，项堃拉木头，搬石头，盖厂房，困顿茫然，愁肠百结。1960年，饥饿的梦魇弥漫了全国，不多的口粮让给了3个长身体的孩子，项堃的果腹之物常常是地瓜秧、洋槐花、榆树钱和榆树皮磨成的粉。悲饿相袭，项堃很快便神摧色朽。

　　1960年10月，项堃被宣布“摘帽”，上影遂指名要调项堃全家返沪，并参加《红日》的拍摄，山东省不放。随后，全国各省的电影厂一律下马，从上影调到山东电影厂的42位同志统统调到唯一保留的广东珠影厂。山东不顾珠影的反对，单单留住了项堃。省委领导对项堃说：“你已经是老同志了，山东人，帮助家乡培养两年人才吧。”

　　北影调项堃进京前，他刚为山东省担纲主演了一部大戏，在曹禺的名剧《家》中饰演觉新(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饰演觉新的正是项堃)。几百段的台词，披星簪月的辛劳，让项堃倍感疲惫。在他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尝到了对事业力不从心的痛苦与无奈。

　　忍病痛一次成戏

　　戴红花医生感佩

　　在积水潭医院18天的服药、打针治疗过程中，上阵的医生都是精通歧黄、杏林旗下的好手。他们反复耐心地点拨项堃，说他没病，主要是过去受的刺激过大，有思想负担，容易紧张。

　　项堃不解地说：“我已平反了，没有负担了，能让我拍电影，我很高兴呀！”事实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是不会因病人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而在短时间内即刻痊愈的。

　　拍《停》时，项堃和田烈、韩非(后两人同饰《锦上添花》中的角色)同住一个招待所。田烈管理着他们三人用来改善伙食的蜂窝煤炉子。每当晚上田烈对项、韩招呼说“不用了，就封了”时，一个谐音的“封”(疯)字，都会让项堃战栗许久。

　　拍片时，因过于瘦弱，项堃穿的国民党军服内被垫上了厚厚的报纸和棉花，塌陷的两腮则用柚子皮下厚厚的瓤子塞到口腔两侧垫起来。

　　为了给项堃“追肥”，北影厂给项堃开了小灶，让他放开肚皮吃。那珍馐佳肴不过是将烙饼切成丝，用葱丝和荤油炒炒而已。项堃那时饭量尚好，四十六七岁的年龄一顿能饕餮啖净七八两。

　　项堃的案头准备工作在电影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在招待所的单人房间内，常常是衣不解带、寝不安枕地自我排练一个通宵。屋中的柜子和桌子便是剧中人，项堃反复设计人物关系，揣摩“对方”的各种不同反应，倾注爱恶，从内心到外形，完全进入角色。在他看来“背”台词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化成剧中人自己的语言。每当骊珠在握，项堃才能释然地服下安眠药，小憩片刻。

　　精心的准备使项堃在正是拍摄中，总能一次成戏。每当一个镜头拍完，成荫就征询项堃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项堃便客气地问：“你看如何？”成荫颔首答道：“很好，你看用不用再来一次？”胸有成竹的项堃便会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