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比尔·盖茨的爸爸，知道儿子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我会不会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知道儿子居然去搞电影，我会不会阻止？如果我阻止了，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大导演李安？”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刘墉在一本写给女儿的书中发出这样的疑问。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感受一种两难的复杂情绪。

　　“家有儿女初长成”，除了欣喜和安慰，海外父母们平添一份难言的无奈和愁绪。面对身心越来越成熟、希冀发出自己“声音”的子女，异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规则之下，父母向往的理想与子女现实里的嬗变，异族生存环境下的家庭矛盾、冲突，几代华人无法回避的“代沟”考验，如何消解？怎样在代沟与亲情之间获得平衡点？

　　“福尔摩斯老妈”

　　每到星期六下午4时左右，甘女士都会坐在沙发上假装看着《读者文摘》，余光扫到儿子从衣柜里拿出球衣。当听到他去足球场关上门的声音，她知道她又要开始变身了。

　　闻校服有没有烟味、查手机通话或短信记录、翻书包里有没有“不良物品”……不得已成了“福尔摩斯”式老妈的甘女士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地区生活了12年，就读一所公立高中学校的儿子让她担心不已。

　　她开始瞒着儿子，翻看他的东西来了解动态。一天晚上她推门看见儿子的在线MSN签名“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电脑屏发出醒目却刺眼的光。意识到孩子心中那份强大的排斥力后，她愣住了。

　　“大人们总有一大堆理由限制我们，过多的规定让课余生活很没劲，我和同学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美国纽约高中生蔡如琳忿忿不平。

　　一方面父母总觉得“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但孩子却认为“不应该用你们旧时观念来限制我们”。华人家长和土生土长的子女之间，产生了因价值观差异而带来的沟通难题，而在这道“代沟”的背后，不仅仅是年龄的距离，更多的还有文化的差异。

　　持有相对传统观念的移民华裔父母们，有时很难理解住在国这些年轻人世界中的逻辑和生活方式。于是他们开始限制孩子的打扮穿着、追踪活动场所甚至“侦察”来往的朋友，以防子女交友不慎变坏或误入歧途。年轻人的生活空间开始受到限制。青春期的沉默抑或呐喊，让两代甚至三代人在限制与反限制，教育与反教育的博弈中，陷入挥之不去的苦恼中。

　　“打工者”和“家庭老师”

　　家住日本千叶县的李小姐每天都很忙。

　　她清晨8时到超市打工，每星期打工的钱都花在给孩子上升学补习班上：一门功课听课费加教材费就要近万日元，三门功课下来就是3万日元。打工回来晚上备课，周末则在家没日没夜地给孩子补习，俨然一位标准的优秀家庭教师。好像自己辛辛苦苦就是为让孩子去一个好学校。让她感到安慰的是，现在二年级的儿子，已经把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习题集做完了。

　　家住足立区的三年级学生勇树说：“母亲给我安排了一个星期上5天的课外学习：星期一是珠算，星期二和星期四是私塾，星期三是英语，星期六是钢琴。”在大多数家长心中，传统观念让他们坚信孩子要在国外站稳脚，学习是唯一的出路，最好的捷径就是进大学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