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
平均被克扣300万日元
周惠萍工作的大五株式会社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工厂的构成就是一个老板、两个日本管理人员,再加上来自中国的9个研修生。周惠萍她们都来自江苏南通,她们的工作职责是把海外来的衣服熨好叠起来装袋。
出国前,周惠萍同国内的中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她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合同的规定很细,周惠萍只大概记得:“未经准许,不准私自外出;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等等。”
合同中规定了工资:第一年是每个月5万日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是5.5万日元,加班费300到400日元/每小时。周惠萍她们并不知道,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月11.4万日元,加班费是一小时800日元。
虽然来了日本两年半了,但周惠萍从来没有单独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离工厂不过二十分钟的名古屋市区。偶尔的几次外出办事总是由老板亲自接送,她们知道这是老板怕她们跑了。
随着今年最新一批的女工前来,带来了网络、QQ等最新的消息,她们就有了买一台二手电脑上网和家里人联系的念头。但老板的答复很明确,安装不了。周惠萍的心里很明白,这是老板怕她们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日本研修生的一系列状况和信息知道得太多。正如她们不可能拥有中文报刊等读物一样,她们是肯定不可能拥有网络的。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对研修生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们一整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比较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月加班超过160小时。为了防止研修生逃跑,他们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被收回去进行强制性存款,他们没有存单也没有护照。
“如果按照三年计算下来的话,每一个中国研修生大约有300万日元左右的钱是法律规定应得而未得的。”本间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一个月大约要处理20单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讨回工资的一单也没有,有的全部讨回来,有的讨回来一半。” 本间对这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政府机构方面,还是舆论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边的。”所以这些中小企业主最后的方法就是请黑社会老大来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话,他们是打不赢的。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利益群体:
来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对于黑社会老大,本间并不放在心上,但最让本间痛心的是作为利益方的中介机构的阻力。
去年上半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研修生维权事件:在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劳动组合的努力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但在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就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
原来,她们的派遣公司靖江公司将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违约金。法院最终维护了女工们的权利,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赔偿20万的诉讼请求。
“这几个女工终于拿回了她们的钱,但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在我们的帮助下,研修生拿回了钱但她才回到国内就会被派遣公司的人堵下来,强制把她们的钱拿走。有的研修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把钱寄回家里,但是这些派遣公司会不断地来到她们家中威胁着要告她们之类的。”本间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只有黑社会这个最后的办法了,他们就转向让中国的派遣公司来出手,签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条款中设置保证金一项,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就颁布了法律规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证金,但实际上还是在收取。一般保证金在3万元人民币,我听过最高的一个保证金是18万元。除了保证金还要有3个保证人,其中两个还要是公务员。”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给研修生一个月11.4万日元的工资和800日元一个小时的加班费,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将走向破产,因为这些企业目前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人工费,但如果加班费控制在一个小时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亏不赚。
但是大量的成本都花在了双方的中介公司上,“中介公司宁愿专门派一个人到日本来,来管理研修生,解决研修生的不满情绪,让他们不要闹事,扮演着监工的角色。但你想一想,一两个人长期驻守日本,这个花费和成本又要多少?这些钱还不如花在提高工资上。”在本间看来,中介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