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殷芳 邸永君
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和文教领域，曾活跃着一位前清翰林，名傅增湘。他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力倡男女平等，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他慧眼识书，遍访全国藏书大家，广聚天下古籍，搜罗善本无数；建成名动天下的“双鉴楼”，藏书达20余万卷；他以校勘、重印古籍为己任，一生校书800种，计1.6万余卷，影印善本书百余种，播惠后人。时人有著名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之誉，真可谓名至实归、功德无量者也。
倦怠仕途喜藏书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号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老人，清同治十年(1872年)出生于四川泸州江安县的一个官宦家庭。祖傅诚，曾任河北通判；父世榕曾任河北藁城及怀安知县。增湘髫年即随生父出川，赴天津受学。天资聪颖，学而不厌；志在科举，连考连捷。光绪十四年(1888年?雪，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继而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更见精进。光绪二十四年?穴1898年?雪公车赴京，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增湘获戊戌科二甲第六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载傅增湘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直隶提学使。当然，这是指其在清亡前的官职。
此前六年，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雪，其长兄增淯先已考中进土，亦选翰林院庶吉士。其后六年，即光绪三十年?穴1904年?雪，次兄增渭又中进士。因而“一门三进士两翰林”，号称“江安三傅”，时人荣之。
庚子之难后，清廷迫于形势，加快了革新步伐。袁世凯如鱼得水，乘时而兴，罗致人才。增湘获编修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应邀入世凯幕府，负责协助办理文教事务。三十一年(190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和高等女学等三所女子学堂，并亲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三十四年(1908年)，增湘又于北京兴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并担任第一任总理(即校长)，同时兼任直隶提学使。在任三年期间，大力推广小学教育。又在保定、天津、邢台、滦州等四县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充实和储备师资竭尽心力。
辛亥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军政府成立，形成对峙局面。南北双方各派员议和，北方代表团以唐绍仪为首，增湘参与其中。然议和未成，世事纷纭。增湘心灰意懒，辞职而退居津门。渐生收藏古籍之癖好。1917年，增湘应内阁总理王世珍之邀，出任教育总长。任内，积极整顿全国各级学校，尤重推广师范及实业教育。他认为，当务之急乃培育专门人才，于促成徐悲鸿等有为青年出国留学，出力甚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乃策源之地，招致当局嫉恨。北洋政府竟起解散北京大学之意，增湘坚决反对，并提出辞职以示抵制。北京大学虽得以保全，然校长蔡元培为保护被捕师生愤然辞职出京，增湘也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签罢免蔡元培命令而辞职。此后，他定居北京石老娘胡同，贮书于宅旁园中，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名其园为“藏园”，自号“藏园居士”。因对官场心灰意冷，增湘自此专心于收藏图书，校勘典籍，开始了作为访书藏书大家的生涯。
遍访名家聚典籍
从家族传统方面考察，傅氏先人原本就有藏书之雅，其善本藏书元本《资治通鉴音注》一部，即为传世之物。此番增湘光大传统，独具慧眼，加之有些财力，人脉通达，故而能够后来居上，收获甚丰。他毕生勤于访求，流连于京城琉璃厂、隆福寺等大小书肆，甚至连街边书摊，亦不放过。他视野开阔，着眼于江南文风兴盛之地域，每年必专程到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寻书访友。每每得知善本所在，无论远近，必求一得；倘即使一时资力不及，亦必求一睹，果有价值，则暂借以勘校之。
1916年，增湘从前清两江总督端方手中，收得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盐茶司刊本《资治通鉴》，与自藏元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俪为双鉴，遂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双鉴楼”，以示纪念。两年后，增湘于清末宗室翰林、国子监祭酒、著名诗人盛昱家中，偶见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一部最为完整的古籍写本。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风格，桑皮玉版，玉楮朱栏，并钤有内府玺印，为古籍中罕见珍品。从南宋至清末，于内府保存700余年。民国初年流落民间，被盛昱收藏。增湘得见此书，爱不释手，魂牵梦萦，难以忘怀。1928年初，忽有书商在北京琉璃厂出售此书，由于要价奇高，他人皆望而却步。而增湘闻讯，兴奋不已。然一时难以筹措巨资，便毅然将自家珍藏之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出，以购得此书。自此，《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而成为“双鉴”之一。
早在清末，傅增湘便对古籍颇为留意。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他曾以百金购得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一部，这也是他生平所购首部宋版古籍，自然十分珍爱。后增湘与著名翰林、版本目录学大家张元济相识。他遂请张鉴定此书。张观后遗憾地表示，此书为曾被馆臣删改得面目全非的清四库进呈本。听罢此言，增湘深为自己的百两黄金而痛惜，也为自己学识浅薄而惭愧，更为能结识张元济而深感庆幸。从此，他与元济结为密友。元济对增湘日后收藏、校勘帮助极大，增湘则在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影印大型古籍善本方面给予了鼎力支持。二人引为知己，在收藏、校勘、保管、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时人有“珠联璧合”之誉，并不断有书信来往，以交流心得。1983年，《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辑录了二人40余年间30余万字的有关古籍收藏、校勘方面的书信，见证了真名士之间醇厚的文字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