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宋 词

　　祖光先生逝世六周年了。他还活在我的心里，活在许多人的心里，他是不会被遗忘的。他不仅是有“神童”之称在戏剧史上留下经典名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的剧作家，还是一位将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杰出的电影导演；他不仅是被周恩来称为“最好的朋友”的“左派”文人，而且是把珍藏的两百多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爱国者；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独标高格的一位名流，更是具有儒风侠骨的当代豪杰之士。尤为重要的是他从“大右派”到晚年的觉醒，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担当精神，敢怒敢言，敢于讲真理、说真话，为时代的知识分子作出光辉榜样。

　　我视祖光先生为师为友，虽相知不深，相交不久，却有一段“知遇”之情。他在编《吴祖光论剧》一书时，编到《为豫剧〈穆桂英挂帅〉喝彩》一文，加写了一条注，写道：

　　正在考虑这个文集编目的时候，收到一封南京的过去不相识者宋词同志的来信，才知道他就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的改编者。但是为什么我在二十五年前写这篇文章的当时，竟称之为“无名作者”呢？是由于我的疏失，还是其他的原因？借此机会，做这样一个说明，并向宋词同志致歉和致敬。(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作者)

　　1954年春，我为马金凤改编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她在河南各地演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956年夏天，洛阳市豫剧团到北京演出，祖光先生以一个普通观众买票在长安大戏院看到这个戏，使他“大吃一惊”。他慧眼识珠，以戏剧家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从长安到吉祥，接连看了三回演出，记住了全剧的唱词，满怀激情，挥笔连写《洛阳的牡丹》、《为〈穆桂英挂帅〉喝彩》两篇文章。吴文发表后，使《穆桂英挂帅》轰动京城，观众争看，好评如潮，引起首都专家名流的重视，纷纷观看。梅兰芳大师看过戏非常喜欢，三年后移植为京剧演出，成为他最后的经典。

　　当时我在南京得知《挂帅》轰动京城的消息，看过吴祖光先生写的两篇文章，非常兴奋和高兴，有幸逢伯乐的“知遇”之感。祖光先生是戏剧名家，他的少年成名，他的学识、才气、豪情、风雅，对戏曲内行和与戏曲名伶的交往，使我十分崇拜，多么想一识荆州啊！可惜无缘一见，风雨袭来，1957年他成为戏剧界头号“右派”，遣送北大荒劳改；我也被打入“另册”，下放太湖之滨务农。我们都“生正逢时”，都经历了长期“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又熬过了漫长的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盼到1981年夏天，就在他前面提到我给他写的那封信的两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去北京登上工体路四楼，走进吴门。

　　当年的“神童”已是两鬓霜染的老人，他饱经忧患，依然精神旺盛，充满活力，谈话幽默而风趣，和蔼可亲，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还见到一代名伶、评剧皇后新凤霞，虽过中年，中风致残，还是那么美丽。黄仲则诗云“容我疏狂即吾师”，在祖光老师面前我是可以“疏狂”的。初次作客，留我吃饭，因他不喝酒，桌上无酒，我说我要喝酒，祖光哈哈大笑，拿出一瓶泸州特曲。

　　我是随洛阳市豫剧团进京的，马金凤和洛阳市豫剧团对祖光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马和李团长登门拜访，并借了一辆小汽车接祖光、凤霞看戏。每晚开演前我跟车去接，凤霞行动不便，由她的公子吴欢背着上下楼，看完戏再背上台与演员见面合影。在长安大戏院连看三场戏，看了《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还有我为这次进京新改编的《花枪缘》。正当历史转折时期，十年“浩劫”结束，三中全会开过，耀邦同志大力推行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新政，大地解冻，春风回暖，知识分子血泪未干，鞭痕犹存，又燃起对生活和工作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