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参政：“他者”在美如何赢得自己的权利(2)
排华法案废除，华人参政生态变迁 (1950～1980)
1943年12月颁布的《麦诺森法案》正式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给予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利。1946年，来自广东的邓悦宁参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获胜，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而当选为美国州议员的华人。邓的参选成功，有华裔地位改善的原因，更与他个人经历相关。
早在中学时期，邓悦宁就利用为州长夫妇当管家的机会学习英文，与州长讨论政治问题，熟悉政治常识及辩论方法。在一开始竞选众议员失利后，他认识到只有精通法律，才有资格去参政议政，所以又花了三年时间攻读法律学位， 成为当时全美仅有的八位华裔律师之一。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和学历，他才能成功当选，并在任上推动修改移民法案，使得美国移民局在1952年取消了华侨入境时必须接受禁闭审查的不人道的移民手续，并准许华人申请携配偶入境。
对于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而言，二战时期的从军经历使他们走出唐人街，促进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对被父母灌输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从而在心理上完成了从“中国人”到“华裔美国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参政从政时少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包袱。如1959年当选第一位华裔联邦参议员的邝友良就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少校军法官。他在任内推动各项民权法案，保障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使亚裔享有和其他族裔同等的移民配额。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变化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认同上的转变。由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以及东西方冷战所带来的美中交恶，在美国出生的华人(ABC)发现去祖籍国谋生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同化”变成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1949年的塔霍湖华人青年夏季会议参会者敦促年轻一代不仅离开唐人街，而且彻底放弃中国传统。
相比这些土生土长的华裔，1940年代来到美国的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则面临着去留的抉择。其中，超过1000人响应号召回去建设新中国，后来则有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至少一开始也并不幸运多少。著名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1951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有四年时间找不到正式工作。用他的话说，后来是因为运气好才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其实，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何止中国留学生，所有华人社区都因为华人“看上去”像外国人以及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联系而受到怀疑和监控。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氛围下，许多华人都只顾埋头从事经济、文化和科技事务，不愿过问政治。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华人政治上的分裂取代了二战时的团结。国共内战使得华人社区分裂为亲国民党(台湾)与亲共产党(中国大陆)两个阵营，这种分裂影响深远。在类似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下，唐人街的营业收入锐减、商铺关门，开始走向衰落，年轻一代也开始离开老旧的唐人街到郊区的白人社区居住。
受美国民权运动和越战的影响，新一代“ABC”们开始重新关注华人社区，特别是针对ABC和新移民的歧视问题。1968年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就读的亚裔学生罢课，不仅促成了全美第一间少数族裔研究学院的诞生，也标志着亚裔美国人政治运动的开始。还有一部分ABC不仅关注华人问题，而且脚踏实地走上更广泛的政治舞台。加州政坛常青树、第二代华裔江月桂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典范。1974年她以压倒性的300多万票当选为加州州务卿，不但是加州史上第一位华裔州务卿，更是第一位女性州务卿。
整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批台湾留学生的到来，在美国的唐人街华人间的文化冲突进一步扩大。
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哈特-塞勒法案》，规定未来的移民政策不再有种族歧视，而以技术和家庭团聚为根本。这一法案对华人社区规模的扩张影响甚巨。台湾当时来的留学生中差不多有3／4留在美国。美国华人数量与1960年的24万相比，增长了近两倍。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通过特务渗透校园监视台湾留学生， 甚至以金钱收买学生去收集其他学生的活动报告，大部分留学生都不敢从事政治活动。
少有的一个例外是1970年开始的带有鲜明爱国主义色彩的保钓运动。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率先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谴责美日相互勾结图谋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在不到一年内，建立了数十个“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出版了大量保钓刊物，并在全美组织了几次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保钓运动的一个结果是，台湾留学生中渐渐形成亲北京的左派阵营和倾向台北的右派阵营。还有一些人既不选择共产党、更失望于国民党，属于中间派。左派人士中，据报道有80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持中国护照到联合国担任翻译。其中的花俊雄，自1993年后长期担任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领导组织了不少反独促统的游行示威。
华人参政的多元化时代 (1980～2000)
伴随着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华人的就业环境到了1980年代已显著改善。更多的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的身份从最初的“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转变为“三师”(律师、医师、工程师)，并开始有更多人成为企业家、科学家。他们对美国梦的期望也水涨船高。
然而，在职场上妨碍华裔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天花板仍未打破。在其他族裔眼中，虽然华人聪明勤劳，但对政治权力和担任管理职务缺乏兴趣。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虽然大幅减少，但并未消失。
198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亚裔学生要比白人学生学术才能测验(SAT)平均成绩高出112分才能被哈佛录取。一旦美国经济低迷，华人往往成为种族仇恨的目标。1982年，正当日本人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年仅27岁的陈果仁在底特律被两名白人工人误认为日本人殴打致死。两凶手虽然被捕起诉，但被定轻罪，并且很快被释放。华人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只要他们看上去像亚裔，他们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这件惨案引起了美国全面的泛亚裔运动，来自不同国家的亚裔移民，首次联合起来推动亚裔权益。
同时，华人也意识到，要捍卫他们的利益，也必须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声音。用江月桂的话来说就是“进入政界是保障我们未来最好的办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ABC或有着留学生背景的华人出来竞选公职。例如，1979年邓达明当选亚利桑那州皮奥利亚(Peoria)市市长；1982年，骆家辉获选成为华盛顿州众议院议员；1983年，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有了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宛若；1984年吴仙标当选特拉华州副州长；1987年加州希瑞都市迎来了华裔市长黄锦波。
华人也开始到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1988月，赵小兰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骆家辉是华人中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1993年他击败竞选对手成为华盛顿州金郡(县)的第一位华裔郡长，1997年至2005年担任华盛顿州州长，为全美首位华裔州长。2009年他成为美国联邦商务部长，四年后更成为史上首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赵小兰女士1991年初担任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志愿者组织和平队队长。2001年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为劳工部长，是美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第一位华裔部长。她的夫婿密契·麦康诺是联邦参议员，2007年后一直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随着1979年美中建交，来自大陆的移民显著增加。到1980年代末，有8万多大陆学生、学者到达美国。1992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公民永久居留权，从而促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华人学者移民潮。他们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后，又可以申请直系亲属移民。
这批“新移民”理论上还包括那些通过“蛇头”偷渡而来和通过旅游签证入境美国但逾期不归(即所谓“黑下来”)的“无正式文件的”移民。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社会经济背景迥异的新移民，在特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也会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对于美国人来说，华人社团组织与参与的不同政治倾向的活动，不过是纽约这个多元文化万花筒中的一个碎片。
美国人口统计局2013年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华裔都在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创作等较高收入的行业。但他们参与美国政治的热情都不高。比如，持有H1-B签证的大陆人士在申请永久居留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来自雇主的刁难或官僚机构的低效，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起来维护自身权益。与其他亚裔相比，华人也更多依赖非主流的中文媒体作为日常新闻资讯的来源。但他们一直很关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华人对祖国发展和政治的关注也进一步塑造了华人作为“他者”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形象。在美中关系出现变数的时候，华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对美国的政治忠诚而受到特别“关照”。一个崛起的中国在成为美国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也被当作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1999年共和党众议员考克斯发布了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在“高科技黄祸”论中，来自台湾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调查人员承认没有找到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将他隔离拘押了9 个月，在拘押期镣铐相加。这一案件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整个华人社区听到美国政府官员公开承认使用“种族定性”作为调查李文和案的手段时都极为震惊。最终对李文和的几乎所有指控被撤销，负责此案审理的联邦法官宣布判决时向李文和道歉。
李的遭遇引发华人在2002年推动万人签名运动要求为李文和恢复名誉。但李案只不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美国社会存在的对华人的隐形歧视显现出来。这种歧视对华人参政从政造成很大困扰。
特拉华州华人副州长吴仙标为该州带来中国投资，却被扣上“出卖美国”的帽子，被迫退出1988年联邦参议员选举。1998年，第四代华裔加州财长邝杰灵(江月桂之子)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就被记者问到如果美中开战他会支持哪一方。2001年，出生于台湾的美国首位华裔众议员吴振伟前往美国能源部大楼演讲时，遭到警卫根据其华人面孔反复质问是否是美国公民。类似的遭遇使得华人不得不仰天长叹：我们还要经历多少考验才能被当作“真正”的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