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马来西亚古晋中国街 寻华人百年足迹(图)

　　中国侨网5月11日电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南洋地区有不少印度街、中国街或类似的街名，有说是当年的殖民地政府为了便于分而治之，采用了种族隔离居住的政策。

　　马来西亚古晋也有这类街名，然而与种族隔离没有关系。比如古晋的印度街，早在1820年代或更早以前，就聚居着一批印度穆斯林，并建起一座清真寺，当时英国人还未抵达。到了1880年代，英国布洛克政府批准华人在这个地段建造房屋，便沿用“吉陵街”一名，作为印度社群聚居地的记录。到了1920年代，鉴于“吉陵”具有贬义，在印度社群的要求下，改为“印度街”。古晋印度街历来以华人商家居多，印度商人的店铺主要集中在印度街中段，即印度清真寺的后方位置。

　　距印度街咫尺之遥的河边地段，另有一条爪哇街，根据记录此街在19世纪是爪哇人聚居之处。20世纪初，爪哇人被迁离，华人在此建起房屋并开始经商。尽管这条街上一位爪哇人也没有，但还是用了爪哇街一名来纪念爪哇聚落的存在历史。

　　街名典故比较含糊的，倒是“中国街”。这是贯通海唇街与亚答街的一条不算大的横街，以打铁铺、中药铺和金铺为多。“中国街”一名源于何时，经查阅现存1870年、1890年和1917年的老地图，对应街道已经画上，唯没有标上街名。

　　近期在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的第六期《文海》杂志里，收入郑泽冰写的《港口岁月——1864年之前鲁巴河流域华人社会发展概况》一文，提及比第一代白人更早抵达砂拉越的广东人刘直。按目前的记录，刘直被视为最早抵达砂拉越的华人。此文章简略提及刘直后来成为当时掌权者拉惹布洛克的管家(Steward)，并于1857年石隆门华工事变时，带领其伙伴积极参与抗击客家华工的战役。此文相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朱敏华编辑的《砂拉越历史文件集》还收录有拉惹政府于1866年发给刘直的地契影印本，上有其署名以及‘聚隆直记’的盖章，该地段坐落于今古晋市区的中国街。有关地契说明了“中国街”一名在1866年或更早以前已经存在，而街名的来源是否与“抵达砂拉越的第一个中国人刘直”有关尚未得到考证。

　　从中国街越过亚答街，有另一条小巷与之相对，英文街名为中国街尾(Upper China Street)，中文名则为“大井巷”。从中文街名可以直接了解，这条巷子里曾经有“大井”。

　　在未有自来水供应的年代，井水是人们重要的水源，人们饮用井水，也用井水冲洗。古晋老街有多少口水井？根据目前所知的记录是3口，但相信不止。所记录的3口水井中，仅存的一口位于大伯公庙后方，另两口已经填平。其中一口消失的水井，正位于大井巷。大井巷原为一条没有出口的死巷，巷尾乃一山坡，山坡上是圣公会园区。

　　到了1993年，政府征用圣公会的部分地段，开出一条道路贯穿花香街及敦阿邦哈志奥本路，大井巷尾才有了接通这条新路的出口。水井所在的地方，就在巷尾出口倒数第二间店屋前方路中央，这点在文史工作者兼资深媒体人李君的“古晋古今”系列报道中有明确的采访资料佐证。

　　华人南来，不耐南洋地区的酷暑，早年因中暑丢命者大有人在，以致于有传言说华人必须定时冲凉。时间一到，水井边往往围聚着冲凉的人，热闹异常。如今看来“规定冲凉”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苦力劳动的当年，定时冲凉可是用来保命的方法。（蔡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