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名校招生那些事儿
“常春藤”名校招生那些事儿
2019年3月，美国的高招弊案刷屏，中国的“宝宝不高兴”刷屏。
美国的高招弊案，联邦检察官起诉了50人，包括33名家长和9名高校体育教练。让人震惊的是，涉案的教练来自多所知名大学，如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涉案金额达2500万美元。
美国社会上下震惊，称之为“史上最严重的，规模最大的招生弊案”。名校被污名了！
有人评论，都说美国高招严谨公平，这不也有舞弊吗？更有人迅速得出结论：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好。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改革高考，试图破除“认分不认人”的机制：“认分，更认人！”在这时，美国名校招生弊案曝光，让人又对“招”的不公平产生了疑虑，认为还是要回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以考代录”老路。
我曾写过关于美国高招的书《“高考”在美国》(再版名《你离哈佛有多远》——作者注)，出版社拟的英文书名为College Entrance Exams in America(美国高校入学考试)，但我改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美国高校招生)。因为，在美国，“考”和“录”是不同的，“高考”并不代表“高招”。中文的“高考”和“高招”，不易看出乾坤，一翻成英文，“考”字和“招”字，就泄露了“天机”。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年的收成，取决于两点：首先是选什么“种子”，然后是怎样选良种。一是选什么(What)—— 国家鉴定人才的标准；二是怎么选(How)——按照标准去科学地、公平地、合理地、严格地甄别和选拔人才。
以“分”为导向，大家都冲“分数”，累死人！然而，招考分离很难。“考” 可量化，很直观，亦似“公平”。“考”=“招”简明省心；而与此同时，“招”的水太深，担心关不上后门。这不，美国高招弊案不就证明了招考不可分吗？
弊案的嫌犯辛格说：“如果打个比方，有一道前门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去的，还有一道后门是让人们通过学校的募捐系统，捐一大笔钱。我设计的是一道侧门……”本来就担心后门，现在又加一扇“侧门”，堪比前门添堵。
其实，人是社会动物，因此从时间上看，后门和侧门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从空间上看，任何国家都会有后门和侧门这些歪门邪道。我们要做的是：把后门和侧门挤压到最低限度！
作为研究中美教育的学者，我想在这里详细地阐释、分析美国高招的程序和机制。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大框架下思考：如何借鉴美国的“高招”——“高”明之“招”数，避免其短处！给中国高考改革一个借鉴性思考。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藤校招生那些事儿。
招生办里的秘密
世界一流大学招生有后门和侧门吗？有，但很不容易打开！所以，50个涉案者，仅一人是招办的，而且是负责体育特招生的——这次弊案的重灾区，并不参与一般的招生。关于这点，在后面专门分析。
为什么美国高招的后门和侧门难开？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有个餐厅叫“1809”，正是因其于1809年建校得名。哈佛更早，1636年。超过两个世纪的摸爬滚打，高招制度可谓严防死守。
请看美国顶尖大学典型的审核、筛选申请者的方式——据悉，2019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老八”的杜克大学就采用此方式。
如某年共有1.5万个申请者，他们的申请材料至少有10万份。每人需分别提交：
一、申请表第一部分，包括申请者的基本情况：姓名、生日、社会安全号、住址、父母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等。
二、申请表第二部分，一般包括申请者的兴趣、爱好、社会活动、学术活动、课外活动、打工情况、获奖情况，有的学校还有一连串的“小”问题(也称“小”作文)。每个问题的答案通常限制在300到500字。多是些不痛不痒、不得不答、很难出彩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申请该大学？对什么学术项目感兴趣？
三、开卷作文。
四、申请表第三部分，一般由学校的学生顾问填写，包括修了什么课程？什么等级的课程？平均分、排名、学生顾问的评价……
五、高中的成绩单。当年的2月中，还要寄出该学生高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到了7月上旬再寄出毕业时的成绩单。
六、推荐信。好的大学要求至少两封推荐信。
七、面试报告。
八、各种补充材料。如获奖证书、发表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
九、SAT，ACT，SAT II 单项考试等“高考”成绩。
将这些材料拆封、归类、分档，约需一到两周。然后，开始阅读、审核、筛选申请材料。
第一个步骤：由若干“第一读者” 审读所有申请材料，并写上审核意见。据说，杜克大学的“第一读者”，包括退休的招办人员、本校教职工、校友、研究生等，各方面的“临时专业人员”。因“第一读者”是临时抽调的，他们读的材料又是随机抽选的，如有人想“走后门”，也会“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第二个步骤：每个招办专职人员按地区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成了“区域官员”，负责仔细阅读、审核、筛选本区域的申请材料，并签署审核意见。这样，每份申请材料保证至少经两人审核，避免个人的偏见造成“误”选。其实，也是互相牵制。
第三个步骤：选出5%到7%的最强候选人，交招办院长定夺。如果两个审核者都用绿笔签署“录取”，一般也能通过院长的审核。若院长有不同看法，就拿到“筛选委员会”去讨论。在这个阶段，似乎较易走后门开侧门，因为“把关”的人不太多。但1.5万人中的5%到7%的佼佼者，以正常的智商，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
要在此阶段走后门，并不容易。首先，学生条件很好，没必要走后门；若条件很差，有谁愿到院长面前充当“白痴”？其次，没有第一和第二审核者用绿笔签署的意见，院长手上任何一份“空白”申请材料，无异于短路的炸雷。
第四个步骤：把25%到30%的最弱的申请者的材料“剔”出来，作为被“拒之门外”的申请者，交给副院长最后审核。这些被拒者，必须由两个审核者都用红笔签署“拒收”。只要其中有一个审核者不同意立即“拒之门外”，就必须通过第五个步骤，交由“筛选委员会”讨论。只要副院长也用红笔签署“拒收”，这些申请者就被打入“死牢”，几乎没有了翻案的机会。
第五个步骤：除了5%到7%绝对录取的申请者和25%到30%绝对不录取的申请者，剩下的全部拿到“筛选委员会”讨论。“筛选委员会”的人员因校而异，有的学校由各学院的教授、招办资深官员组成；有的在此基础上，加上学生代表；有的仅由招办资深官员组成。据说，莱斯大学的学生委员会也参与筛选工作；杜克大学的理工学院的教师也都参与筛选工作。一般来说，各个“区域的官员”不参加“筛选委员会”。从避嫌的角度，初始审核人员也不参加“筛选委员会”。当然，不管由什么人组成，最后一定是单数，以便票决。
第六个步骤：“筛选委员会”逐个讨论这部分最有争议、也是人数最多的申请者。主要是讨论第一和第二审核人员的审核意见，如有争议，再参阅原始申请材料。这是整个招生工作最困难、最复杂、最细致、最微妙、最有挑战性、工作量最大的重点步骤。
在这个阶段，走后门、开侧门者都在动脑筋，但困难重重。
据说，杜克大学的“筛选委员会”对这个阶段的工作非常慎重，只要有一个委员认为某个申请者值得详细讨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就从各个方面去思考、去发掘申请者的潜能：这个学生能为校园贡献什么？本大学的特长和有利条件又能给这个学生潜在的发展提供什么？
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院长跟我说：“那些闪闪发光的玉，谁都有眼力看出来。但有些美玉是夹杂在顽石中的，叫‘璞玉’，需要招生人员在这个步骤中‘挑’出来。漏掉一个有培养潜质的孩子，比选了一个平庸的学生，犯的错误更大！选了一个庸才，不过浪费了十来万美元；漏掉一个人才，那是无价的，甚至也可能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哥伦比亚大学招办执行主任跟我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或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校园带来巨大的贡献。而这些不同的经历是无法通过考试来核查的。”
世界一流大学致力于打造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会。
我是1977年走进中国大学校园的，一直怀念我们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已达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乳臭未干的高中生、总像在走正步的转业军人、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在省级刊物发过作品的“臭老九”、用毛笔小楷字抄过《左传》的工人、因听外语台而失业的青年、因不满“四人帮”坐过牢的“思想家”、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当然，也有高考状元。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但大伙儿聚一起侃大山就是其味无穷的思想盛宴。上厕所撒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这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认分不认人，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由这些优点和缺点都相似的同质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1＋1<2，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招生人员的使命是把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去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互相碰撞、共同进步。
说到招办的“秘密”，不得不说跟钱有关的资助政策。
Need-blind：Blind就是“摸黑”之意。也就是在对学生的录取资格进行审核时，完全不看其家庭经济状况。你是连饭钱都付不起的流浪汉也好，是富可敌国的亿万富翁也罢，一概“不屑一顾”！只审核申请者自身的条件是否合格，只要合格就录取。因此，可能录取的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也可能录取了比尔·盖茨的千金。总之，不论录取谁，也只有录取之后，才来“秋后算账”——计算你是不是需要资助？需要多少资助？
尽管这是一项非常公平的招生政策，但由于许多审核人员在潜意识中有意无意地“提携”家境困难的孩子(如哈佛曾录取流浪女，伯克利曾招收流浪汉)，这就使得中不溜家庭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
Need-based：Need意即“需要”，based是“基于”；也就是“基于需求”发放资助，是根据申请者家庭经济状况来考虑的。家庭困难的，学校就多发放一些(甚至免费上学)；家庭不那么困难的，就少发放一些；富豪家庭不资助分文。大学资助办公室有一套计算公式：家庭收入多少？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孩子上大学？家庭固定资产是多少？银行存款有多少？持股多少？将这些数据填入公式，“答案”就出来了：学校需要提供多少奖学金(白给的，不用还的钱)？学生需要贷多少款？学生需要打多少工？家庭需要支付多少钱……一目了然。举个例子，如上学需5万美元，公式算出你家只能支付1万美元，缺口是4万美元，学校就资助你4万美元。
每一年，学生都要提供家庭的报税单，学校再重新计算你的“Need-based”的资助额。家庭收入增加，资助将会减少；反之，资助将会增加。这就是“Need-based”的实质。如果在录取你后，你家发了笔横财(中彩、炒股或其他合法收入)，但又隐瞒不报，继续领取相同的资助，一旦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Merit-based：Merit意即“才能”，也就是“基于才能”发放资助。这是与“Need-based”相对应的资助方式。资助的原则是根据申请者自身的学业状况和各方面的资质条件来考虑的。成绩越好、条件越高的申请者，学校就多发放些奖学金；反之，就少发放些奖学金。许多排名稍低的学校，为了增加吸引力，从实行“Need-based”的学校把一些好学生(自身条件好，但因家庭经济条件好而完全拿不到或拿不到太多资助的申请者)“吸引”过来，往往采取“Merit-based”的资助政策。
总而言之，Need-based是根据合格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发放资助，Merit-based只根据本人资质发放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