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有人打算出去 他们选择回来(2)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