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有人打算出去 他们选择回来(4)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