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最大海归潮:有人打算出去 他们选择回来(3)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