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朱小平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赛场——新建的可容纳一万二千名观众的中国奥林匹克中心网球场，正在举行智利对美国、塞尔维亚对俄罗斯的半决赛，俄罗斯名将莎芬娜等人的登场，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观众，比赛于8月15日下午4时许开始。全神贯注观看比赛的众多观众，大概谁也没注意有一位92岁的老人，悄悄坐在普通观众席上，一直观看完这两场网球比赛。连他的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惊叹不已；老人能坚持观看比赛至结束，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位老人就是原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
据陪他的长子万伯翱说：老爷子很兴奋，在家里中午3时就要出来，被家人劝阻，但等了半小时仍然去了网球馆。本来还想看后两场，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也没有吃晚饭，在医生的坚持下，老爷子才依依不舍离去。老爷子进入会场，就坐在普通坐位上，没有张扬，连坐在前面十几排前的李瑞环都不知道老爷子来观看。当然，国际和亚洲网球联合会负责人还是认出了他。
老人一生与体育结缘，一生热爱体育活动，他为中国体育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分管过体育)。他所热爱的网球、桥牌已成为他的业余生活乃至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万里长子万伯翱，退休前任《中国体育》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委员、中国体育总会理事，现在仍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中国钓鱼协会副主席，我与伯翱大哥有20多年交谊，情同兄弟，耳闻他讲了很多老爷子(这是很近的子侄辈对万里同志的称呼)与体育有关的珍贵轶事。大哥一直鼓励我好好写一写老爷子。
“打网球活动四肢”，“打桥牌活动头脑”，“我相信人们是可以活到一百岁的”
15年前，万里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并庄重承诺：不干预现政、不在大型活动中出头露面、不题字，而且老爷子说到做到。至今，我们在社会上从未见到他有任何题字流传，也从未闻听他出席过与体育无关的任何活动(中央安排的除外，如出席十七大)。他只兼任了中国桥牌协会、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主席。伯翱大哥说过：“正是由于父亲担任这两个运动协会名誉主席的常年活动，保证了他老人家晚年生活的健康、愉快和欢乐。”
老人退休后，历任中央最高领导逢年过节都要去探望他。今年农历春节，他对到家里看望他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说道：“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得益于长期坚持锻炼。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通畅；打桥牌活动头脑，预防老年痴呆。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们是可以活到100岁的。”
所以，老爷子在奥运会场观看网球坚持到两场比赛结束(如从家出来计算达6个多小时)，以如此岁高龄确实令人惊叹。
他坚持退休后要“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即打网球、打桥牌、打高尔夫球；“两看”是“看文件、看书报”；“一接见”是接见客人。别看老爷子须发皆白，可是精神矍铄，气色很好。如此高龄，从不吃补药，走路不拄拐杖，看书报电视不戴眼镜。
前几年外出参观访问，日程紧凑，秘书、警卫都觉得累了，老爷子却少见倦态。与人谈话，思维敏捷，常常一语中的，且不乏幽默和风趣。
这完全归功于网球和桥牌健身健脑的功效。老爷子曾作过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网球和众多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老爷子是怎样与网球和桥牌结缘的呢？一个出身农家后投身革命戎马生涯的革命家，怎么会与如此洋派的体育项目因缘独钟呢？
母亲含辛茹苦供他上学。在山东曲阜师范学校用借来的球拍学会了打网球
万里出身于中国最普通的农家。他于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贫民之家，原名万明礼。父亲因家贫投军于阎锡山部，在对日作战中英雄牺牲，母亲从此寡居一生。这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善良、自强自尊的农家妇女，含辛茹苦将万里和两个女儿拉扯大，还省吃俭用供子女上学。
伯翱大哥听父亲说过，奶奶年轻时很漂亮，但因寡居惧怕不测，在外出时要往脸上抹锅底灰。为了孩子，她没有再嫁。奶奶不识字，却非常有志气，她坚持子女读书的理由是：“决不能让孩子像我这样受苦受累，就算是榨干了我的血汗，也要让子女上学读书，将来等他们学成，能穿件长衫，当个小学教书先生，能受人尊敬，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自己种菜、养鸡鸭、纺布常常到深夜的农家妇女，这个秋收到大户人家地里捡拾遗落的农作物的年轻寡妇，终于以她顽强的生命力，将三个子女全部供养成材。
万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长女万云曾任北京市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小女万玲曾任北京市铁路局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万云大姑喜欢京剧，有一次伯翱大哥邀我与大姑一起与京剧界人士雅集清唱，大姑年龄虽高，但颇有风度，可以看见母亲遗传的风姿。可以说，母亲的誓言不仅让子女们学以成才，而且就是母亲送儿子进入学校，才使得儿子与网球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尽管母亲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但考大学却无力量了。万里只能就读于食宿不需费用还供给零花钱的曲阜师范学校。就是在这里，万里参加了党领导的学潮，以后秘密加入中共。1937年10月，中共东平县工委在万里家的土屋里成立，21岁的万里任书记。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万里接触了刚刚流传进山东的洋玩意儿——网球。老爷子曾回忆：当时一个穷学生，根本买不起球拍和网球，只能向富家子弟借球拍和网球，那时的球拍柄是木制的，球拍网弦是手工将粗硬的牛筋绷制而成。网球则是里边一个橡皮核，外部用棉线缠裹。而且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简陋的球具，也只有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才有，要经过很多周折才能买到。
场地更是因陋就简：在并不平坦的学校操场上用石灰划上线，中间支起两根木棍，拉上手工织的棉线或麻线编成的球网，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万里学会了打网球。从那时起，除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十年“文革”时期，他从未停止过打网球。而且，首都北京最早的网球馆如先农坛网球馆、北京体育馆网球馆、国际俱乐部网球馆的设施和建设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常去打球和锻炼的地方。
萨马兰奇向万里亲授金质勋章，以表彰他对发展体育的贡献。他预言：“中国足球是下一个世纪的事”，“做这种超前的事情，浪费太大”。看中国女排决赛，老爷子说：“我也流泪了”
1986年，萨马兰奇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之尊，亲自向他授予金质勋章，以表彰他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也是表彰他支持中国及其运动员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32年后，于1984年参加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那次奥运会由于苏联和东欧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抵制，国际奥委会非常期盼中国参加。
确实，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对中国体育事业倾注了心血，特别是在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体育工作期间。
全国解放初期，36岁的万里调入北京，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后又任北京市主管市政建设的常务副市长、书记处书记。那时北京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网球馆，逢到休息日或节假，万里和贺龙、陈毅、吕正操、蔡树藩(独臂将军，建国初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等一批“超级球迷”，只能去天坛公园、三座门军委俱乐部、养蜂夹道俱乐部去一试身手。
为了发展中国的网球事业，这些“超级球迷”决定修整北京体育馆分馆和先农坛网球馆，贺龙和蔡树藩亲自选址，吕正操调来解放军战士施工，万里提供各项支持，不到半年，北京有史以来最早的两个网球馆宣告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