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事业从国防部五院起步

　　从东北回到北京，钱学森废寝忘食，不到一个星期便拟就了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构想方案，并提交中国科学院审议。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专题讨论力学研究所的成立事宜，审议并通过了钱学森提交的创建方案，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先行筹备，再正式成立。

　　力学研究所在紧张筹备，从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三间办公室作筹备处，其中一间是钱学森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木板床，别无他物。距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钱学森一家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这与他在美国洛杉矶的豪华别墅式花园住宅显然无法相比。钱学森对蒋英说：“如今，咱们住的可称作是陋室了。古人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只要我们有好的德行，努力工作，多为人民、为国家做有益的事情，又‘何陋之有’？”蒋英十分通达，她会意地点点头，说道：“住在自己家，咱们心里踏实，这才是真正的安居。安居而后乐业，工作中自然会有无穷乐趣。”

　　力学所的筹建在中科院的全力支持与钱学森、钱伟长殚精竭虑的努力下，虽然艰辛，却在顺利进行。为加速力学稀缺人才的培养，钱学森与清华大学合办力学培训班，来自全国多所名校的莘莘学子成为钱氏弟子。当时，钱学森拿着一只粉笔走上讲台，以标准、清晰的北京话侃侃而谈，将大批青年才俊培养成新中国未来的火箭、导弹、卫星和航天技术的专家。

　　1956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第一任所长。在他主持下，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以及运筹学、自动控制等七个研究室同步开始运作。后来，自动控制研究室很快便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而运筹学研究室也在20年后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成果斐然的系统科学研究所。

　　“在钱先生的心目中，与航天技术、核聚变、自动化、冲击波化学、风力工程、光能利用、气象工程等新技术相应，中国可以建立起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新的技术科学。”老科学家朱兆祥说，历史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50年来，力学所坚持钱学森倡导的技术科学思想，如今已成为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基础研究为根本，在国际力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国家力学研究基地，取得了一批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特别是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工程和一些前沿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引领性的杰出贡献。

　　1956年4月，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便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火箭、导弹与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就此开始起步。

　　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郑重宣布了由钱学森提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科学成果。”既然是从零起步，钱学森肩上的胆子就显得格外任重道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当年在五院曾获益于钱学森的亲身教诲。他回忆说：“钱老亲自编写教材，给我们讲授《导弹概论》。每次作报告，他都讲得很具体，从自己的工作、学习讲到青年学生应该注意什么。他如此重视人才，就是因为他希望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

　　中苏科技合作的蜜月异常短暂

　　不久，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有关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要求。然而，苏联政府对我国的要求，态度十分审慎，迟迟未予答复，直到1957年7月，才复函中国政府同意我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有关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与生产问题。不过在复函中，苏方还附加了一些条件，苏联国防部表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可获准参观。

　　当时，中国组成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上将、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率领的31人代表团。钱学森以专家顾问的身份成为代表团正式成员，但他没有军衔，更不要说相当高级的军衔了。可他是必须去苏联的，因为代表团成员中他是唯一通晓国防尖端科技的权威专家。周恩来总理获知此事，当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总理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就是按照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1957年的秋季，中苏两党两国尚处于“蜜月期”，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苏方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此次中苏军事技术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正式签约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根据协定，苏方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为我国提供四种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提供四种导弹“P-2”、“C—75”、“C—2”、“K—5M”样品及技术资料，并承诺在1960年至1961年间提供射程一千公里的“P—11”导弹的技术资料。当年年底到次年年初，“P-2”导弹样品运抵北京，苏联同时派来了援助专家。聂荣臻和钱学森根据苏方承诺及实施情况，确定了我国火箭、导弹发展的三步规划：仿制、改进和自行设计。

　　1958年5月29日，国防部五院大楼内，正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对苏联“P-2”导弹的仿制工作。钱学森院长向会议提出了详尽的仿制方案，然而，当时困扰他的最大难题仍是人才的极度缺乏。由于我国军事科研体系尚不配套，尽管全国有一千四百多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参与仿制工作，但仍有大量技术工作没有人来做，作为研究和设计单位的五院急需一大批多种专业的设计人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此作出紧急批示：“技术干部的调配，应以尖端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与此矛盾，应该让路。”接着，党中央下发了红头文件《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务院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组织部长亲自负责挑选审查，以保证质量与数量。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理工科毕业生，纷纷奔赴五院。直到1960年，五院已由数百人猛增至上万人。当然，这些选调来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大部分不对口，钱学森再次拿起粉笔，办起了导弹技术培训班，口传身授，进行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