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党和人民给予钱学森诸多崇高荣誉：1957年，钱学森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当钱学森获选“2007感动中国人物年度人物”时，“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闫肃先生充满激情地写道：“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组委会颁奖词则高度评价道：“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诚哉，思言。比起钱学森所获其他国内外诸多崇高荣誉，“感动中国”也许更多地从普通中国人的视角道出人民的赞誉和心声。

　　他始终践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承诺

　　钱学森当年放弃在美国极为优裕的生活和工作待遇，毅然回到尚处于贫穷、落后的祖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祖国强大、人民幸福。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践行着自己心中对祖国和人民的承诺。

　　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当时一级教授的月薪不过300余元，而且是几十年一以贯之。工资之外，他也有一些稿酬收入，晚年还多次得到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毫无例外统统捐了出去。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出版，所得稿酬千余元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资助贫寒学子。1962年前后，他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出版，稿酬有数千元之多，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何况还是“三年困难时期”，钱学森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腰带过日子，但他拿到稿酬后看也不看就交了党费。

　　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那是父亲钱均夫先生补发的工资。原来，钱均夫先生在国务院文史委员会供职，文革伊始即被停发工资，三年后去世，1978年落实政策时补发了3000多元工资。钱均夫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是钱老先生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但他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不能要，便退还给文史委员会，可人家又拒收，钱学森便将这笔钱也交了党费。1994年，钱学森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当即捐给了我国西部治沙事业。

　　钱学森为国忘家、奋力拼搏数十年，夫人蒋英则更多地承担了持家育子的重担。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蒋英有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但她为国为家，努力付出，从来无怨无悔，在她身上体现出我中华妇女优秀之传统美德，令人油然生出诸多敬意。如今，两位老人相依相伴，伉俪之情深，一如青春少年时，又何等幸福、愉悦！

　　在中国航天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航天员都会上门去看望钱学森，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仪式。2004年元宵节，时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的李继耐上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和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去看望钱学森。聂海胜、费俊龙在任务胜利完成后，也都上门去看望钱学森，向这位“中国航天之父”表示由衷的敬意。每当此时，都是钱学森最喜悦，也最欣慰的时候，因为中国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08年底，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获诺贝尔化学奖，获知喜讯，钱学森十分高兴，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堂侄表示祝贺。当年钱学森与堂弟钱学榘同在上海交大毕业，又一起赴美留学，所学都是航空专业。后来钱学榘成为美国航空界翘楚，曾长期担任波音公司总工程师。钱学榘的儿子钱永健于1952年生于纽约，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医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化学及药理学两系教授，他发明的多色萤光蛋白标记技术，为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带来一场革命。

　　此刻，世界又进入新的一年，在温暖如春的卧室，钱学森思绪翩翩，望着窗外的星空，胡锦涛来看望自己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清楚地记得，总书记说：“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满怀信心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钱老，请您放心，您毕生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想到这里，钱学森笑了，笑得很开心，就像他54年前跨过罗湖桥头，重新扑向祖国母亲的怀抱时一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