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300多位在港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1948年春，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解放近在眼前。5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立即作出反应。他们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和联和进出口公司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以押送货物作掩护，秘密护送在港民主人士北上。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完成这项紧迫、重大的政治任务。为此，中央决定，由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钱之光担任联和进出口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实行统一领导。

　　这是一次绝密的特殊行动。嗅觉灵敏的香港地方报纸纷纷传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即将北上。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在沿途港口城市，国民党特务猛增。香港水域还出现了国民党的巡逻舰。为确保北上安全，钱之光和杨琳从秘密联络组织有关民主人士、选择不同的登船路线，到货船离开香港水域前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行船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具体分析和缜密的部署。中共香港分局专门安排负责同志全程护送。

　　第一批北上的有1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4位重要民主人士，由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章汉夫亲自护送。杨琳决定让自己的大儿子秦福铨和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博古的儿子大秦钢同船而行。他考虑，两个年轻人会讲粤语，可以承担保卫和押运货物的工作。

　　阿尔丹轮离开香港正是台风季节，货轮颠簸得很厉害，几乎所有的人都晕船呕吐。进入日本海峡时，空中突然出现了美军飞机，在轮船上空不停地盘旋。秦福铨和大秦钢眼疾手快，将一面巨幅苏联国旗铺在船头的甲板上，美军飞机便飞走了。经过8天的海上航行，阿尔丹轮终于到达北朝鲜的清津港。党中央派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专程来迎接第一批“海上探险家”。

　　第二批民主人士是1948年11月上旬离开香港的。其中包括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史学家翦伯赞、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以及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等重要民主人士。不料，准备运送第二批人员的波尔塔瓦号，在到达香港海域时遇到大雾，与英国艾缪斯号轮船相撞，搁浅在海湾，1000吨大豆全部浸泡在海水里，损失惨重。波尔塔瓦号要完成大修需要7个月时间。杨琳通过党的内线关系，紧急租用了一艘悬挂挪威旗的800吨海轮。因吨位太小，轮船在海上行驶了24天。幸运的是，此时，沈阳已经解放，轮船没有绕道朝鲜，直接驶向大连港。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引起外界的注意。港英当局派官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刚刚挂牌的华润公司打听虚实。而第三批北上的人数最多，重要人物也多，包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党中央对此极为关切。周副主席作出更具体、更周密的指示，他要求：阿尔丹号直抵大连港；要安排最好的旅馆；要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北方天气寒冷，上船前要为所有北上人员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和皮靴。在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精心安排下，在港岛欢渡圣诞的喜庆气氛中，阿尔丹号悄然驶出锚地。

　　1949年2月，天津已经解放。杨琳向香港一家船务公司租借了一艘7000吨客货轮。3月中旬，他们送别了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黄炎培在内的最后一批北上人士。货轮乘风破浪，直抵天津港。至此，300多位民主人士被安全、圆满地护送到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着新中国的首都北平进军。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同首都各界代表见面，其中包括从香港北上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茅盾等重要民主人士。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华润公司受到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表彰。

　　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海辽轮成功起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润公司有了较大发展。在护送在港民主人土北上之初，杨琳就考虑，租用苏联货船不是长久之计，随后发生了波尔塔瓦轮与英国艾缪斯号相撞事件，这就更坚定了他买船的决心。经请示中央，杨琳买下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3000吨客货轮，取名“东方”号。

　　因为是自己的船，承担的又是秘密运输任务，杨琳希望能在党的系统内物色合适的船上骨干。40开外的厦门港引水员、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早年毕业于集美航海学校，曾在长江峡光轮上任船长，在集美学校任教时培养了很多航海人员，人缘关系很熟。香港分局决定调刘双恩任东方轮船长。由刘双恩物色、香港分局协助审查，东方轮很快配齐了大副、二副、三副、报务员等主要船员，其中有15名共产党员。为了便于与香港港务局打交道，理顺加水、加油、生活供应等事务，杨琳决定在华润公司名下成立华夏船务公司。1949年4月东方轮终于起航了，迎着解放战争胜利的春风，满载而去，满载而归。

　　东方轮凯旋归来时，上海已经解放，国民党主管海运的招商局被我军管会接管。而其管辖的100多艘海轮中，有70多艘去台湾送货后被扣留；上海军管会只接收到30多艘小海轮；还有13艘停泊在香港，其中9艘为3000吨大海轮。中央指示港澳工委，抓紧策反工作，不要让余下的船只再驶向台湾。香港工委副书记潘汉年和杨琳商议，决定通过刘双恩开展策反工作。

　　海辽轮是招商局滞留香港船只中的一艘大海轮，船长方枕流是刘双恩在峡光号任船长时的大副，思想进步。当得知刘双恩是共产党派来的，他非常激动，愿意为中华解放事业尽力。经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由船长方枕流、报务主任马骏、二副席凤仪组成的海辽轮起义小组。他们秘密发动，精心准备，等待时机，把船开往解放区。时任华润公司董事长的杨琳，利用出席宴会的机会，安排接见了方枕流，并代表香港地下党组织欢迎海辽轮弃暗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