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海辽轮接到台北招商局电令，令其与其他在港船只于20日晨起航去汕头运兵驰援舟山。杨琳分析情况后认为，海辽轮驶往解放区的时机已到，立刻向香港分局作了汇报，并通过刘双恩向方枕流传达了香港分局的指示：做好一切准备，选择安全航线，近日寻机开往大连；途中对海辽轮船形进行改装，改名“安东尼号”；用电讯迷惑台北招商局。香港分局通过密电与大连方面联系，准备迎接海辽轮起义。

　　9月19日下午6点，香港招商局下班后，海辽轮未曾拉响汽笛就起航了，乘夜色闯过鲤鱼门。9点整，全体船员集中在餐厅，方枕流果断宣布海辽轮起义！由于事先做了大量的秘密发动工作，局面很快稳定下来。海辽轮按事先选好的安全航线加速驶向菲律宾北方的巴林塘海峡。新任大副席凤仪率领船员伪装了船形，涂掉船上所有的“海辽”的字样。马骏指挥报务员两次向汕头招商局佯报：“海辽轮主机故障，在通安湾抛锚修理！”

　　25日，报务员收听到受命驰援海辽轮的海鄂轮发给台北招商局的电报：“海鄂已到通安湾，没有发现海辽轮。”方枕流判断敌人已经怀疑海辽轮的行踪，情况异常严重！正在这时，香港海岸电台发布台风警报，近期将有一股强台风在港汕一带登陆。方枕流大喜，下令加强收听，不再与任何电台联系。

　　27日夜，海辽轮驶进朝鲜西南海面，全船实行灯火管制。

　　28日清晨，一艘漆有“安东尼号”标志的海轮突然出现在大连湾，拉响了破晓的汽笛。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停泊于大连港的海辽轮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电贺海辽轮船长方枕流起义成功，嘉勉全体船员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

　　海辽轮成功起义，极大地鼓舞了滞留在香港的船员。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杨琳奉命赴广州，向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详细汇报了香港“两航起义”和国民党招商局滞港轮船起义的准备情况。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这一切使那些尚在犹豫观望的船员豁然醒悟。1950年1月15日8点整，停泊在香港的海厦轮、蔡锷轮、邓铿轮、成功轮、登禹轮、中106IST登陆艇、民302拖轮和民312拖轮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汽笛，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的600多名海员，在经理汤传户和副经理陈天骏的率领下宣布起义。到1950年10月，总载重量为4万吨的13艘滞港轮船已全部开回上海黄埔港。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港英当局追随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杨琳当年在广州建立的兴隆行已经发展成秘密运输公司。兴隆行通过在香港组织承运公司，把我方采购的抗美援朝物资秘密从香港运往澳门，再由澳门的南光公司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华润公司开辟的这条水上通道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畅通。

　　……

　　1952年春天，中央决定将华润公司移交外贸部管辖。杨琳奉命调回北京，先后担任外贸部计划局局长、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总局长、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革”中，杨琳遭受迫害，1968年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长期以来，杨琳肩负着特殊使命，身居海外，独闯白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痛苦和艰难。特别是1946年4月8日，大哥博古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时，在晋西北黑茶山遇难。直到半年之后，杨琳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时，这则不幸的消息才从组织方面被证实。杨琳和博古是同胞兄弟。自从献身革命，他们难得坐下来畅述兄弟情谊。杨琳把悲痛埋在心底，对年迈的母亲始终守口如瓶。

　　杨琳的家庭是在特殊环境里，为执行党的特殊任务，形成的特殊的家庭关系。他的原配夫人叫王静雅。自从博古远离祖国留学苏俄，她就走进秦氏家门。从30年代初，她便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客居他乡，跟随杨琳在上海、广州“坐机关”。她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服侍婆婆，养育儿女，直到解放初把婆婆的棺柩护送回无锡老家。后来，经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介绍，王静雅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黄美娴从1938年一直跟随在杨琳身边。杨琳从印尼卸任后，黄美娴回到对外经委编译局工作。她是美籍华人，却始终留在大陆，坚守着杨琳留下的国家机关分配的旧家具，心中珍藏着与杨琳相濡以沫30年的那份真情……(作者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