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启东及其家族：诗书传家远，一生教育魂

    在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中，“诗书传家”让人心驰神往，不只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浪漫文艺气息，更有其他深层而隐秘的缘由。有人在这一通俗用词后面轻轻地加上一个字，“诗书传家远”，韵味无穷，奥妙尽显。一个“远”字，道出了“诗书传家”令人憧憬的秘密花园。

　　古有“五世三公”，有“一门二进士”，权势的光环笼罩下的中国式家族，自有其洋洋自得处，然而犹无法与静如碧波的“诗书传家”媲美，后者的悠远、绵长、清淡之味，较之于前者的高傲、强势、显赫之姿，更易为中国的士子一族所接受。所谓富不过三代，权势也犹如孔方兄的悲怆命运，终难逃家族黄粱一梦的结局。仍记得《走向共和》一剧中，醇亲王临死前让儿子载沣背的那段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古今一辙，此家训在今天听来，依然威色不减。

　　在珠海，南屏容氏家族，可谓“诗书传家远”的典型范例，有人以“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家族”称之。这个家族，绕不开中国近代史一个可用“伟大”来形容之的著名人物———容闳。正是他力倡幼童赴美求学，让“西风东渐”这个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闪光的词汇。他当然也给容氏家族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希望，容氏子弟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纷纷赴外留学，以至于容氏一族的留学教育“百花齐放”，乃至形成家族“传统”。他的族弟容星桥，便是第三批免费留美幼童之一，后曾为孙中山的高等顾问，但最终远离漩涡般的政治领域，曾一度担任南屏倡办的甄贤学社(后改名甄贤学校)校长。容星桥的11个孩子中，有8个留学于美国，他的幼子容启东便是其中之一。

　　容启东留给后世的名号是著名教育家、植物学家，而其世俗身份则是香港崇基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似乎并无惊人的桂冠，没有做政府高级官员，没有令向往权势者艳羡的闪耀乌纱。他似乎有意把家族带往远离纷争、远离喧嚣的教育净土中，在自己的世界里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究其原因，或许正是“诗书传家”的家族血液使其然。抛开对他的心境猜测，容启东尤可谓容氏家族的骄傲，“教育家”之名于他当之无愧。在“不辱乃祖，服务中华”之父训的影响下，容启东学成归来，即投身于满目疮痍之中国的教育领域，像当时各种领域的热血男儿那般，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职，即便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仍不改其志，“执教鞭”便是他对抗枪炮硝烟的方式。

　　像容氏家族许多远走海外的族人那样，容启东后来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讲台上，不见容启东的身影。或许在他看来，哪里有教育的需要，他就应该去哪里———教育是他的魂。但他最终仍然落叶归根。1987年11月26日，容启东以高龄仙逝于香港，遵照他的遗嘱，夫人何露珍女士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在其父母容星桥夫妇墓旁。

　　然而“诗书传家远”的故事并未结束。据广东侨网讯，去年3月，东京亚细亚大学教授容应萸，率领来自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的容氏家族一行12人，回到珠海南屏拜祭祖先，珠海市侨务局、南屏镇侨办人员全程陪同。这位著有很多关于国际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亚洲历史著作的容应萸教授，正是容启东的女儿。

　　毕业清华，留教清华

　　容启东13岁以前一直在香港的私塾接受中文教育，师从名重一时的学究刘伯端、俞叔平、陈子褒。后来，他在青年会夜校补习英文半年，考进了岭南中学。

　　1925年，容启东来到广州参加招生考试，顺利成为广东省考取清华大学的4名学生之一。而在清华学习的第一年，由于国语水平和数学功底薄弱，容启东一度落后。但凭借发奋图强的毅力，很快提高了学习水平。1929年，容启东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这为他今后从事一生的植物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清华毕业的容启东，面临着多种选择，他可以随父经商，也可以出国继续深造。然而对植物学非常着迷的容启东，深感当时中国生物学界人才缺乏，中国的生物工程领域急需发展，同时他受到父亲容星桥“不辱乃祖，服务中华”教诲的深刻影响，毕业后毅然留校任教，达6年之久。

　　当时，中国的生物学发展尚属萌芽阶段。以松树果子为例，中国满山遍野皆是，但清华的生物讲师只能按美国松树的结构讲授，标本也要由美国空运到中国。容启东凭借自己对生物学中植物科的浓厚兴趣，坚持留下来教授培养更多的中国知识青年，为中国第一代生物学的研究启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容启东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期间，还曾协助校方将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标本制作切片和泡制，作为中国生物学的标本教材，这可能是中国生物学界最早的自制标本教材之一。